第30章（1 / 7）
玄灵修真理法“三因”学说认为：世间万事万物，皆有自然全息因果律。根据现代“遗传学”、“微生物学”分析验证，“因果律”是一种全息性、隐态微观性，并具有全息遗传携带性的一种本源因素。本因若与内因、外因相聚合，即构成“三因”全息理论，传统上称为“全息因果律”。
“因”，不仅是生命产生的原因，当本因、内因与外因相结合，导致内因释放、显现、转换时，便产生所种下的善恶之果。这即是人生的祸福、正奇、善妖、苦乐的由来，也是人的世运盛衰的根本原因。所以佛祖曾说：“自作自受，共作共受”，“已作不失，未作不得”。人生就是因与果的相续变化，是业与果在不同时空的转换。
“因”有善因与恶因，“果”有善果与恶果。善与恶、因与果是一对阴阳，相互为根，互相转换，广泛存在于生命现象中。善因生正果、生福根，恶因生恶果、生邪妖、生祸灾。人生的出生时空，荣辱盛衰，福禄寿夭，际遇机缘，都是自性因业的必然结果，是宇宙间铁的规律，任何人也无法抗拒。祸福、善恶、正邪等对待关系，皆是阴阳组成的因果体。
因果性质的转变，全由心神两个因素决定。此即前人所讲的“命由己立”，“福由己造”，“祸随心转，唯人自招”。人只要去恶从善，心心持正，念念为善，积善累德。修成正果之身，必然不会再有灾祸、妖邪等恶性因果的报应，达到“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境地。
【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此四句，是直指古之圣人善于为政之妙义。古之圣人不为“察察”之政，而为“闷闷”之治，其理比如“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这就是“闷闷”之政的真正内涵。
“方而不割”，“方”者，徇规矩，不谋私，不妄为，心中方正无邪。“割”者，害也。“方”之太过，即变为“察察”之政，必害人民。圣人以方为体，以圆为用，外圆内方，方中用圆，圆中有方；随时顺理，因事致宜。不死抱其理，方中未尝不有圆；随遇顺缘，随宜入妙，不失大原则，圆中未尝不有方。凡事随机而定，灵活把握。不可执着于方，反而害方正之理；亦不可过于方，毫无变通之机，失其无为之政。此谓之“方而不割”。
“廉而不刿”，“廉”即清而不贪，洁而不染。“刿”音贵，剌伤之义。圣人清廉，一心为公，意在益民。常人惟知自守其廉，洁身自好，而不用其廉为政。圣人以化民为念，不以贪鄙为心。以廉洁之本立于心，以廉洁之德施于政。用之于民，体用两全。不执一隅之廉，而失其中正之理；不守一己之廉，而失却为政之廉。以廉用其理，以理用其廉，天下国家廉之实理同然。修之于己，不同流合污，廉洁自律，洁身净心；化之于人，则善而宽容。不以己之廉洁而自夸显人，不以己之廉而挞伐伤人。用廉之德，体用一致，有体有用。所以不伤为政之事，不因己正而害人。文中“廉而不刿”之义即如此。
“直而不肆”，“肆”，即棱角，用事急切太甚，令人难堪之意。圣人之德虽方直，但却能曲己而从人。以正处事，不失真常之理；以厚容处世，不苛察于人。此便是“直”之义。
为政者，贵在以己之直，化人以正；以中正之道，率人导民；以无私之为，面对百姓大众。己心无曲，才能导民为善；己身正派，才能化民为正。用直虽为正，但不能太过，太过则失中道。盛气凌人，自以为正确，固执己见，不察民情之实际，此便是“直”转成为“肆”。“肆”者，即任性放肆。只凭主观认定的死理，不审事机之变通。所以用直也要执中，不能太过，亦不能不及。若能用中正之道，天下之事未有不直者，国政无有不正治者。此即是“直而不肆”之义。
“光而不耀”，是说圣人理无不明，其德光无处不照，是以谓之“光”。圣人自身体性之光，能量极高，通明透亮，光达宇宙，可普照天下万物。但圣人不以己之光明无量，而生炫耀之心，是以谓之“不耀”。圣人的心德光明，朗照天下，天下人心之德性，万物万事之至理，种种皆明，样样皆晓。圣人之心与常人不同，常人心光虽微，却习惯于炫耀于人。
圣人之德光常含于内，尽性情之正，明天理之全，所以天地之事物无所不明，显微之造化无所不知。光中所显景象之元机，常人不能知；光中所化之法身，常人不得见。圣人养深积厚，达本穷源。其心光妙用极大，但用之却隐微。其自知之明，上符于天，下参于地，中合于人。众人却难知圣人之所知，难明圣人之所明。故太上以“光而不耀”而言之。
【本章说解】
本章经旨，乃是太上见当时的在上者，过于以智施政，导致民不聊生，以致奇正相反，祸福无正，故直指为政之大要。这正是太上爱国爱民的深情厚意。在上为政者失于中道，在下者必然失于中道而受害。上下皆失中道，所以上不能行无为之政，下便不能复性理之全，互相颠倒，互相错乱。或正复为奇，或善转为妖。这都是因为世人离道已远，迷之日久，故颠倒无所不至。
太上生爱怜之心，所以在文中反复叮嘱，一是为了救民之迷，恢复人民的天德本性。二是为了挽回天下，使为政者修无为之德，造福天下。由此可知，太上深有寄望于天下后世殷切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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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仅是生命产生的原因，当本因、内因与外因相结合，导致内因释放、显现、转换时，便产生所种下的善恶之果。这即是人生的祸福、正奇、善妖、苦乐的由来，也是人的世运盛衰的根本原因。所以佛祖曾说：“自作自受，共作共受”，“已作不失，未作不得”。人生就是因与果的相续变化，是业与果在不同时空的转换。
“因”有善因与恶因，“果”有善果与恶果。善与恶、因与果是一对阴阳，相互为根，互相转换，广泛存在于生命现象中。善因生正果、生福根，恶因生恶果、生邪妖、生祸灾。人生的出生时空，荣辱盛衰，福禄寿夭，际遇机缘，都是自性因业的必然结果，是宇宙间铁的规律，任何人也无法抗拒。祸福、善恶、正邪等对待关系，皆是阴阳组成的因果体。
因果性质的转变，全由心神两个因素决定。此即前人所讲的“命由己立”，“福由己造”，“祸随心转，唯人自招”。人只要去恶从善，心心持正，念念为善，积善累德。修成正果之身，必然不会再有灾祸、妖邪等恶性因果的报应，达到“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境地。
【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此四句，是直指古之圣人善于为政之妙义。古之圣人不为“察察”之政，而为“闷闷”之治，其理比如“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这就是“闷闷”之政的真正内涵。
“方而不割”，“方”者，徇规矩，不谋私，不妄为，心中方正无邪。“割”者，害也。“方”之太过，即变为“察察”之政，必害人民。圣人以方为体，以圆为用，外圆内方，方中用圆，圆中有方；随时顺理，因事致宜。不死抱其理，方中未尝不有圆；随遇顺缘，随宜入妙，不失大原则，圆中未尝不有方。凡事随机而定，灵活把握。不可执着于方，反而害方正之理；亦不可过于方，毫无变通之机，失其无为之政。此谓之“方而不割”。
“廉而不刿”，“廉”即清而不贪，洁而不染。“刿”音贵，剌伤之义。圣人清廉，一心为公，意在益民。常人惟知自守其廉，洁身自好，而不用其廉为政。圣人以化民为念，不以贪鄙为心。以廉洁之本立于心，以廉洁之德施于政。用之于民，体用两全。不执一隅之廉，而失其中正之理；不守一己之廉，而失却为政之廉。以廉用其理，以理用其廉，天下国家廉之实理同然。修之于己，不同流合污，廉洁自律，洁身净心；化之于人，则善而宽容。不以己之廉洁而自夸显人，不以己之廉而挞伐伤人。用廉之德，体用一致，有体有用。所以不伤为政之事，不因己正而害人。文中“廉而不刿”之义即如此。
“直而不肆”，“肆”，即棱角，用事急切太甚，令人难堪之意。圣人之德虽方直，但却能曲己而从人。以正处事，不失真常之理；以厚容处世，不苛察于人。此便是“直”之义。
为政者，贵在以己之直，化人以正；以中正之道，率人导民；以无私之为，面对百姓大众。己心无曲，才能导民为善；己身正派，才能化民为正。用直虽为正，但不能太过，太过则失中道。盛气凌人，自以为正确，固执己见，不察民情之实际，此便是“直”转成为“肆”。“肆”者，即任性放肆。只凭主观认定的死理，不审事机之变通。所以用直也要执中，不能太过，亦不能不及。若能用中正之道，天下之事未有不直者，国政无有不正治者。此即是“直而不肆”之义。
“光而不耀”，是说圣人理无不明，其德光无处不照，是以谓之“光”。圣人自身体性之光，能量极高，通明透亮，光达宇宙，可普照天下万物。但圣人不以己之光明无量，而生炫耀之心，是以谓之“不耀”。圣人的心德光明，朗照天下，天下人心之德性，万物万事之至理，种种皆明，样样皆晓。圣人之心与常人不同，常人心光虽微，却习惯于炫耀于人。
圣人之德光常含于内，尽性情之正，明天理之全，所以天地之事物无所不明，显微之造化无所不知。光中所显景象之元机，常人不能知；光中所化之法身，常人不得见。圣人养深积厚，达本穷源。其心光妙用极大，但用之却隐微。其自知之明，上符于天，下参于地，中合于人。众人却难知圣人之所知，难明圣人之所明。故太上以“光而不耀”而言之。
【本章说解】
本章经旨，乃是太上见当时的在上者，过于以智施政，导致民不聊生，以致奇正相反，祸福无正，故直指为政之大要。这正是太上爱国爱民的深情厚意。在上为政者失于中道，在下者必然失于中道而受害。上下皆失中道，所以上不能行无为之政，下便不能复性理之全，互相颠倒，互相错乱。或正复为奇，或善转为妖。这都是因为世人离道已远，迷之日久，故颠倒无所不至。
太上生爱怜之心，所以在文中反复叮嘱，一是为了救民之迷，恢复人民的天德本性。二是为了挽回天下，使为政者修无为之德，造福天下。由此可知，太上深有寄望于天下后世殷切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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