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4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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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无话可说。六十岁对十八岁,可别人的关系是办了证的,谁管得着?我于是话归正题,你儿子到坟山胡闹,人也打伤了,怎么办?村长说,唉,只有先去看伤吧,医药费由我付。我这儿子啊,自从我娶了媳妇后,便搬到厂里去住了,我说的话他是越来越不想听。我叫他好好经营那个厂子,他就成天喝酒,还买了一支气枪打鸟玩。我说打鸟可以,但别去坟山上打鸟,他就偏去坟山,还迷上了坟山上那个女子,到现在还打人了。这样吧,大许你先回去,儿子该老子教,我自有办法叫他规规矩矩的。从今以后,保证你们那里平安无事。

  尽管我不知道村长用什么办法驯服他的儿子,但话说到这种地步,我也达到目的了。并且村长还补充说,冯诗人的伤,我明天就叫个医生上门来给他治疗。

  我在夜色中回到墓园时,叶子正站在院门口,似乎在等我。我给她讲了和村长的协商结果,叶子非常满意。她说,这一下可以过上清静日子了。说完,她还看着我补充了一句,今晚你如果想聊天,就上我那里来吧。我的心立即跳了几下,再看叶子,她很平静,眼里也没有异样的光芒。我立即意识到,她这样做,仅仅是对我出马办事的一种奖励。我心里酸酸的,便冲口而出说,算了,哪还有工夫聊天呀,冯诗人受了伤,这白天黑夜的巡墓不是都落在我们身上了吗?

  见我如此沮丧,叶子想了想说,这样吧,我们暂停几天夜巡。什么盗墓的,都是公司总部说得凶,我在这里一年多了,可从没见过有这种事发生。只是,杨胡子回来后,不能让他知道这事就行。

  我一下子振奋起来,不是因为不巡夜了,而是这一决定意味着叶子是真心想和我聊天。我说,我先去冯诗人房里看望他一下,然后就上你那里来。其实,我已看出冯诗人伤得并不重,但他是替我受的伤,我得对他多关照点才说得过去。

  我进了冯诗人的屋子,他正安静地躺在床上休息。我问了他的伤情,在他腰上捏了捏,让他将腿关节活动给我看,还问他被打后有没有想呕吐的感觉。询问完了后,我确信他只是受了点皮外伤。上面这些知识,我也不知是哪来的,可能一个人活得久了,总会从这里那里学得一些东西。关切了他一阵子之后,我发现他的桌子堆满了形状各异的电子元器件,还有一台微型加工机器。我问他你这是搞什么名堂,他说,我以前在深圳打工时,是一家电子和光学仪器厂的技术员。我喜欢这些东西,没事时搞着玩玩。冯诗人还懂这些出我意外,我称赞他说,你这是高科技啊。我可是个科盲,以前在家,不但电视电脑坏了没办法,就是电灯熄了电线短路什么的,我都得请人修理。冯诗人说,这很正常,隔行如隔山嘛。你是在医院工作的,你看你对伤病就很在行嘛。我支吾着说,也是也是,便随即起身告辞,因为我不愿他接下来问我关于医疗方面的事。

  我踏上了通往阁楼的楼梯。叶子在等我,想到这点我上楼时有种幸福的晕眩感。

  第七章 谁说的是真话?

  这天上午,那个殡葬服务公司的薛经理又驾车来到了墓园。这次她还带来了另一个女人,年龄比她小一点,可能五十开外吧。薛经理对我介绍说这女人姓郑,你就叫她郑阿姨吧。我让她们在堂屋里坐下,端上茶水时我问,郑阿姨也是搞殡葬的?她说,嗯,和你们差不多的,都是卖房子的,不过我卖的是给活人住的房子。听她说话后我在心里骂道,卖什么关子,你不就是个房地产商嘛,臭显摆的。

  薛经理问,怎么,就你一人?其余的人呢?我说,杨胡子到南方考察去了,另外的人在坟山上。她便说,去把哑巴叫到这里来吧,郑阿姨要想看看这孩子。

  不知道这两个女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去山上叫回来哑巴之后,郑阿姨并不说话,只是愣愣地看了哑巴好一阵子,然后才向哑巴问了很多话。她一边提问还一边用手打着哑语,你是哪里人?多大了?家在哪里?父母叫什么名字?哑巴用手比划着回答她,她叹了口气对薛经理说,他除了说自己已十六岁了外,其余的什么也不知道。

  我站在门边,不知所措的哑巴在堂屋里不时侧脸看我一眼,好像在问她们要做什么呀。两个女人小声嘟哝了一阵后,薛经理走过来对我说,你到外面去走一走,郑阿姨还有事和哑巴讲,她一边说,一边便关上了房门。

  我退下阶沿,在院子里站下。眼前这事让我备感蹊跷,好像那个做房地产的女人和哑巴有什么关系似的。突然,我听见哑巴在屋里“呀呀呀”地乱叫,好像有人在打他杀他似的。我顾不了那样多了,跑过去“砰”的一声推开了房门,屋里的景象让我大为吃惊——哑巴的裤子已被脱到腿弯处,两个女人正弯腰看着他的屁股。

  这是干什么?我的喝问让两个女人很尴尬,直起身看着我时竟一时语塞。哑巴趁势系上裤子从我身边跑了出去。

  事到如今,那个姓郑的女人只好对我说了实话。她有个先天聋哑的儿子,7岁那年被人绑架了。对方打来电话要三百万元的赎金。她和丈夫急得不行,这孩子虽说聋哑,可仍是父母的命根子呀。她报了警,然后按照警方的吩咐和绑票者周旋,说一时凑不够那样多钱,我们虽说做房地产的,可手头没多少现金的。这样,对方同意给她三天的时间将钱凑够。三天后,约定了交钱换人的地点,警方也布置了埋伏,可对方临时变更了几个见面地以后,到最后也没有出现。这以后,也再没有要赎金的电话打来,绑票者像消失了一样。可孩子也从此杳无音信。到现在已九年过去了,若孩子还活着,正好十六岁。这期间,她和丈夫已慢慢接受了孩子早已被绑匪撕票的事实。前几天,她听薛经理讲起在这里守墓的哑巴,才又燃起了一线希望。这哑巴年龄和她的孩子相符,脸型也相近,可五官不符,更重要的是,她孩子的屁股上有一胎记,而这个哑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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