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6章（1 / 1）
我确实觉得他参加反恐的动机不是希望得到经济上的回报，也不是因为可以对其他人动武而得到任何病态的满足。他乐意参加反恐斗争是因为另外一些需求。他与生俱来的喜欢冒险的个性需要一个充满危险的环境，这样才能保持基本的平衡(这种性格的人通常见于尽量延缓张伞的跳伞运动员和摩托车赛手等等)。他也有一种高度的竞争性，而这种竞争性通过其他的爱好和能力找不到发泄途径。
这种性格特点不会因为训练而消失。一个希望出类拔萃的人，一个寻求刺激或危险只是为了保持稳定的人，即使环境改变了，判断能力提高了，原来的条件不具备了，他们的这些需求也不会消失，甚至失去了必要的勇气和意志时也不会消失。比如，如果这类问题过早出现，如职业运动员，情况就会更糟。就阿弗纳而言，我觉得他讲述这些经历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通过讲述，他能够再一次体验这些经历。
阿弗纳现在对那次任务的看法是，虽然欠考虑，但也不感到遗憾。虽然他声称从个人情感来说对自己干掉或协助干掉的那些人没有敌意，但却一直把消灭他们的肉体看作是必要的、光荣的。他完全支持让他和他的伙伴们去执行这项任务的决定，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疑虑。
虽然他一如既往地相信这次任务是正确的，但他不再对其有效性发表任何意见了。他承认这种办法绝对不能消除世界上的恐怖活动，减少仇恨与紧张。但总体上他是这样认为的，即：如果20世纪70年代他的突击队和其他突击队没有干掉几个高层恐怖分子的话，以色列和西欧会有更多无辜的人成为恐怖活动的受害者。他认为在瑞士和西班牙杀死那几个年轻的敢死队走卒是令人遗憾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不可避免的。他在荷兰杀了那个女杀手，但并不后悔。如果说有什么的话，那就是如果她那个时候没死，即使到了今天他一个人也会对她穷追不舍的，直到把她抓住为止。
虽然阿弗纳对同伴们的牺牲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他在讲述当时的情形时感动得流泪了——但他认为他们的牺牲自己没有责任。惟一例外的是“卡尔”。在这个事件中，虽然他认为避免跟自己尊敬、年纪比自己大的人发生冲突的想法蒙蔽了他作为一个领导应有的判断，但他立即指出，无论是他的同伴还是他的顶头上司都没有责备或责难他。作为一些高级特工名义上的领导，他不希望去管他们的私事。他虽然排在第一，但他们是平等的。鉴于这次任务的性质，指挥这次行动的并不只是他一个人。任何人都不能拿着他一个人的命令就去冒险，部队里也许可以，但在这里要冒险的话只有通过大家的集体决定才行。
虽然他觉得委屈，对以色列“加里西亚”权力精英们的诚信完全发生了动摇——他们要求别人绝对忠诚，不要任何回报，把信赖他人和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当作爪牙而无视他们的情感和幸福——但他作为一个以色列人的爱国心仍然没有减少。当他想起每次冲突时，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他都毫不含糊地站在以色列一边。在以色列和她的敌人之间，他也是坚定地跟自己的祖国站在一起的。他甚至承认，那些权力精英们同样具有爱国冲动，也有爱国精神作指导，但他认为以色列的真正的利益再也不能按他们那种种族排外的、不留情面的、只顾自己的方式来实现。他承认，也许一切从事情报活动的政府部门的本质就是这样，愤世嫉俗，不留情面——对自己的雇员是这样，对外人也是这样——他还指望别的很可能就是愚蠢的。
他做噩梦的时候——这样的时候非常少——梦见的主要是在集体农场度过的孩提时代。他几乎没有做过关于部队或“六日战争”的很紧张的梦，关于那次任务的梦完全没有。
尽管很多人都习惯了有关现代情报机构如克格勃、中情局，特别是“穆萨德”而建立起来的神话，但他们还是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即：为什么会派这样一位普通的年轻人去领导这样一次特殊的行动?除此之外，对超级特工杜撰式的描述又加强了这种感觉——比如：詹姆士·邦德和斯密勒——他们有非常高的造诣，性格丰富多彩，已成为我们文化期待的一部分。在一个层面上，我们知道这个虚构的特工只是想象的产物，把马基雅弗利的俗气和亚瑟王的骑士精神结合在一起。在另一个层面上，如果我们遇到一个人声称自己是詹姆士·邦德，却明显达不到他那样的成就，我们就觉得受了欺骗。
除非他是个变态。这是另外一种类型，我们也能接受。我们习惯那种高深莫测的冷面杀手，也就是黑手党式的职业杀手、暴徒。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野蛮的暴徒和非常老练动机高尚的高级特工也许都存在，但毕竟很少(尤其是后者)。尽管都是虚构的，都是神话，我还是相当系统地阅读了当时的记录。我认为，情报机构的大多数雇员——包括“穆萨德”，尽管是传奇——都是非常普通的人。这一点常常被事实所证明，只要秘密行动一曝光，就可看出来了——无论是利勒哈默尔还是1950年那次著名的“苏珊娜行动”都是普通人。在“苏珊娜行动”中，以色列特工企图破坏西方国家在埃及设立永久性军事基地的企图，并希望归咎于埃及民族主义者。 ↑返回顶部↑
这种性格特点不会因为训练而消失。一个希望出类拔萃的人，一个寻求刺激或危险只是为了保持稳定的人，即使环境改变了，判断能力提高了，原来的条件不具备了，他们的这些需求也不会消失，甚至失去了必要的勇气和意志时也不会消失。比如，如果这类问题过早出现，如职业运动员，情况就会更糟。就阿弗纳而言，我觉得他讲述这些经历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通过讲述，他能够再一次体验这些经历。
阿弗纳现在对那次任务的看法是，虽然欠考虑，但也不感到遗憾。虽然他声称从个人情感来说对自己干掉或协助干掉的那些人没有敌意，但却一直把消灭他们的肉体看作是必要的、光荣的。他完全支持让他和他的伙伴们去执行这项任务的决定，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疑虑。
虽然他一如既往地相信这次任务是正确的，但他不再对其有效性发表任何意见了。他承认这种办法绝对不能消除世界上的恐怖活动，减少仇恨与紧张。但总体上他是这样认为的，即：如果20世纪70年代他的突击队和其他突击队没有干掉几个高层恐怖分子的话，以色列和西欧会有更多无辜的人成为恐怖活动的受害者。他认为在瑞士和西班牙杀死那几个年轻的敢死队走卒是令人遗憾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不可避免的。他在荷兰杀了那个女杀手，但并不后悔。如果说有什么的话，那就是如果她那个时候没死，即使到了今天他一个人也会对她穷追不舍的，直到把她抓住为止。
虽然阿弗纳对同伴们的牺牲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他在讲述当时的情形时感动得流泪了——但他认为他们的牺牲自己没有责任。惟一例外的是“卡尔”。在这个事件中，虽然他认为避免跟自己尊敬、年纪比自己大的人发生冲突的想法蒙蔽了他作为一个领导应有的判断，但他立即指出，无论是他的同伴还是他的顶头上司都没有责备或责难他。作为一些高级特工名义上的领导，他不希望去管他们的私事。他虽然排在第一，但他们是平等的。鉴于这次任务的性质，指挥这次行动的并不只是他一个人。任何人都不能拿着他一个人的命令就去冒险，部队里也许可以，但在这里要冒险的话只有通过大家的集体决定才行。
虽然他觉得委屈，对以色列“加里西亚”权力精英们的诚信完全发生了动摇——他们要求别人绝对忠诚，不要任何回报，把信赖他人和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当作爪牙而无视他们的情感和幸福——但他作为一个以色列人的爱国心仍然没有减少。当他想起每次冲突时，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他都毫不含糊地站在以色列一边。在以色列和她的敌人之间，他也是坚定地跟自己的祖国站在一起的。他甚至承认，那些权力精英们同样具有爱国冲动，也有爱国精神作指导，但他认为以色列的真正的利益再也不能按他们那种种族排外的、不留情面的、只顾自己的方式来实现。他承认，也许一切从事情报活动的政府部门的本质就是这样，愤世嫉俗，不留情面——对自己的雇员是这样，对外人也是这样——他还指望别的很可能就是愚蠢的。
他做噩梦的时候——这样的时候非常少——梦见的主要是在集体农场度过的孩提时代。他几乎没有做过关于部队或“六日战争”的很紧张的梦，关于那次任务的梦完全没有。
尽管很多人都习惯了有关现代情报机构如克格勃、中情局，特别是“穆萨德”而建立起来的神话，但他们还是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即：为什么会派这样一位普通的年轻人去领导这样一次特殊的行动?除此之外，对超级特工杜撰式的描述又加强了这种感觉——比如：詹姆士·邦德和斯密勒——他们有非常高的造诣，性格丰富多彩，已成为我们文化期待的一部分。在一个层面上，我们知道这个虚构的特工只是想象的产物，把马基雅弗利的俗气和亚瑟王的骑士精神结合在一起。在另一个层面上，如果我们遇到一个人声称自己是詹姆士·邦德，却明显达不到他那样的成就，我们就觉得受了欺骗。
除非他是个变态。这是另外一种类型，我们也能接受。我们习惯那种高深莫测的冷面杀手，也就是黑手党式的职业杀手、暴徒。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野蛮的暴徒和非常老练动机高尚的高级特工也许都存在，但毕竟很少(尤其是后者)。尽管都是虚构的，都是神话，我还是相当系统地阅读了当时的记录。我认为，情报机构的大多数雇员——包括“穆萨德”，尽管是传奇——都是非常普通的人。这一点常常被事实所证明，只要秘密行动一曝光，就可看出来了——无论是利勒哈默尔还是1950年那次著名的“苏珊娜行动”都是普通人。在“苏珊娜行动”中，以色列特工企图破坏西方国家在埃及设立永久性军事基地的企图，并希望归咎于埃及民族主义者。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