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0章（1 / 2）
因为阿弗纳不是美国的正式移民，他就不能找工作。然而肖莎娜银行存折上的两百块钱，即使在1975年的夏天也维持不了多久。他必须挣点钱。阿弗纳跟那些从墨西哥来的非法移民一样，别无选择。他成了美国庞大的地下经济中成千上万的从事最低等工作的外国人中的一员。
他从来不认为这是剥削。相反，他对一个机会心存感激。如果他想得到的东西是他无权正式得到的——为了能住在美国——在条件对他非常不利的情况下，他暂时也会去做。这非常公平。他不介意开出租车或者刷房子得到的钱比正式移民少。他不介意工作时间比他们长。正是在开出租车或者刷房子的时候，他才慢慢意识到，这样的活他可以干一辈子。
在经历了巴黎、伦敦和罗马的一连串事件之后，经历了一个虚构的乘坐喷气客机到处旅游的富豪的生活方式之后，在二十八岁的时候，他生命中最令人鼓舞、最激动人心和最有趣的部分结束了，连谈都不能谈。在这个年龄，其他人可能在憧憬着新的体验，新的挑战，而他却开始慢慢地湮没无闻了。他将来还能做什么跟他过去所做的事情一样激动人心?
没关系。阿弗纳不停地告诉自己，没关系。但他也总是看见父亲坐在折叠躺椅上，半睡半醒，苍蝇停在他旁边装着温热橙汁的杯沿。他坐在那里，打着盹，梦想着红宝石，等待电话铃响。
阿弗纳的临时工作是他前几次到纽约时认识的两三个人给他介绍的——昆斯区的一个犹太商人，一个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员工，其表兄在新泽西——他们都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正是通过这些人阿弗纳才与他的移民律师见面——一个精明熟练的老人，但不是犹太人——律师认为，应该先让肖莎娜移民。她获得正式移民身份的可能性较大。首先，她的工作经历中没有什么疑点，她来纽约的时候，“穆萨德”给她安排了一个有名无实的职业作为掩护。一旦肖莎娜获得绿卡，她的丈夫获得正式移民身份就比较容易了。
同时，即使被移民局查出来，被遣送回去的可能性也很小，但也不能漠然视之。虽然这个想法令人毛骨悚然，却比较有趣：在欧洲领导了最大胆的一次行动的以色列前特工，企图非法闯进曼哈顿而被捕。如果这样，就是莫大的讽刺了。
阿弗纳性格固执，他和肖莎娜都不承认失败，不管发生什么都要坚持到底，宁愿挨饿也不愿爬着回到那些阿弗纳认为的欺骗和背叛他的人那里去。尽管如此，他后来还是承认，在接下来的最困难的七个月中，他曾不止一次地几乎要重操旧业了。如果伊弗里姆再给他打电话，说……无论说什么。这是误解。再干一个活，你就能拿到你的钱了。回到以色列来吧，我们给你钱。如果伊弗里姆伸出一根胡萝卜的话，也许就管用了。这是软弱的表现。阿弗纳不愿意承认，却是事实。
然而，伊弗里姆没有伸出胡萝卜，而是伸出了一根棍子。
那是11月份的一天晚上，凌晨一点钟以后，阿弗纳还没有入睡，但已经躺在肖莎娜的旁边了，灯也熄了。他听见一辆汽车在他的房子外面停下来，但他没有多想。几秒钟以后，门铃响了。
肖莎娜醒了。
阿弗纳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她就什么也没说。但她几乎本能地从床上爬起来，走到葛拉睡觉的摇篮边。阿弗纳一声不响地走到窗户旁。他没有碰窗帘，也没有开灯。他从窗帘和窗框之间狭窄的缝隙向大街窥视着。查理也醒了。它非常聪明地从它沉默的主人们那里得到了信号，它没有叫，而是把爪子放在阿弗纳旁边的窗沿上，也想从那个缝隙里朝外面看。
门铃再也没有响。阿弗纳看见一个人——很显然是按门铃的那个人——回到了一辆很小的车子的驾驶座上。车子开着灯，停在那栋二联式楼房前面。是一辆日本车。那个人看起来就像——很难说清。什么人都可能是。不过，不是阿拉伯人，不是黑人，也不是东方人，是个高加索人。
阿弗纳肯定自己不认识他，肯定自己认识的人中没有人会在凌晨一点按他的门铃。移民局不会派一个人坐着外国车来，移民官肯定不止按一次门铃。一定有蹊跷。
那辆日本车开走了。阿弗纳想，不管那个人想干什么，他对自己的业务都不够熟练。他在按门铃之前没有侦察一下这条街道。如果侦察了的话，他首先会把车掉个头。这栋二联式楼房位于这条街的尽头，也就是车头的方向。现在他要离开的话，必须掉头沿着来路回去。阿弗纳要拦住他很容易，至少可以把车牌号码记下来。
他掩上窗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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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来不认为这是剥削。相反，他对一个机会心存感激。如果他想得到的东西是他无权正式得到的——为了能住在美国——在条件对他非常不利的情况下，他暂时也会去做。这非常公平。他不介意开出租车或者刷房子得到的钱比正式移民少。他不介意工作时间比他们长。正是在开出租车或者刷房子的时候，他才慢慢意识到，这样的活他可以干一辈子。
在经历了巴黎、伦敦和罗马的一连串事件之后，经历了一个虚构的乘坐喷气客机到处旅游的富豪的生活方式之后，在二十八岁的时候，他生命中最令人鼓舞、最激动人心和最有趣的部分结束了，连谈都不能谈。在这个年龄，其他人可能在憧憬着新的体验，新的挑战，而他却开始慢慢地湮没无闻了。他将来还能做什么跟他过去所做的事情一样激动人心?
没关系。阿弗纳不停地告诉自己，没关系。但他也总是看见父亲坐在折叠躺椅上，半睡半醒，苍蝇停在他旁边装着温热橙汁的杯沿。他坐在那里，打着盹，梦想着红宝石，等待电话铃响。
阿弗纳的临时工作是他前几次到纽约时认识的两三个人给他介绍的——昆斯区的一个犹太商人，一个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员工，其表兄在新泽西——他们都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正是通过这些人阿弗纳才与他的移民律师见面——一个精明熟练的老人，但不是犹太人——律师认为，应该先让肖莎娜移民。她获得正式移民身份的可能性较大。首先，她的工作经历中没有什么疑点，她来纽约的时候，“穆萨德”给她安排了一个有名无实的职业作为掩护。一旦肖莎娜获得绿卡，她的丈夫获得正式移民身份就比较容易了。
同时，即使被移民局查出来，被遣送回去的可能性也很小，但也不能漠然视之。虽然这个想法令人毛骨悚然，却比较有趣：在欧洲领导了最大胆的一次行动的以色列前特工，企图非法闯进曼哈顿而被捕。如果这样，就是莫大的讽刺了。
阿弗纳性格固执，他和肖莎娜都不承认失败，不管发生什么都要坚持到底，宁愿挨饿也不愿爬着回到那些阿弗纳认为的欺骗和背叛他的人那里去。尽管如此，他后来还是承认，在接下来的最困难的七个月中，他曾不止一次地几乎要重操旧业了。如果伊弗里姆再给他打电话，说……无论说什么。这是误解。再干一个活，你就能拿到你的钱了。回到以色列来吧，我们给你钱。如果伊弗里姆伸出一根胡萝卜的话，也许就管用了。这是软弱的表现。阿弗纳不愿意承认，却是事实。
然而，伊弗里姆没有伸出胡萝卜，而是伸出了一根棍子。
那是11月份的一天晚上，凌晨一点钟以后，阿弗纳还没有入睡，但已经躺在肖莎娜的旁边了，灯也熄了。他听见一辆汽车在他的房子外面停下来，但他没有多想。几秒钟以后，门铃响了。
肖莎娜醒了。
阿弗纳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她就什么也没说。但她几乎本能地从床上爬起来，走到葛拉睡觉的摇篮边。阿弗纳一声不响地走到窗户旁。他没有碰窗帘，也没有开灯。他从窗帘和窗框之间狭窄的缝隙向大街窥视着。查理也醒了。它非常聪明地从它沉默的主人们那里得到了信号，它没有叫，而是把爪子放在阿弗纳旁边的窗沿上，也想从那个缝隙里朝外面看。
门铃再也没有响。阿弗纳看见一个人——很显然是按门铃的那个人——回到了一辆很小的车子的驾驶座上。车子开着灯，停在那栋二联式楼房前面。是一辆日本车。那个人看起来就像——很难说清。什么人都可能是。不过，不是阿拉伯人，不是黑人，也不是东方人，是个高加索人。
阿弗纳肯定自己不认识他，肯定自己认识的人中没有人会在凌晨一点按他的门铃。移民局不会派一个人坐着外国车来，移民官肯定不止按一次门铃。一定有蹊跷。
那辆日本车开走了。阿弗纳想，不管那个人想干什么，他对自己的业务都不够熟练。他在按门铃之前没有侦察一下这条街道。如果侦察了的话，他首先会把车掉个头。这栋二联式楼房位于这条街的尽头，也就是车头的方向。现在他要离开的话，必须掉头沿着来路回去。阿弗纳要拦住他很容易，至少可以把车牌号码记下来。
他掩上窗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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