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章（1 / 1）
委员会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未预见到采用日益军事化的战略可能造成的后果，非常令人遗憾。我们发现，他们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区分参与军事行动的人和以和平方式反对种族隔离的人。“恐怖分子”一词使用范围甚广，没有确切的定义。所有反对派都被视为理应消灭的对象。
我们发现安全委员会的文件是“装聋作哑、推诿责任”的极好范例—政治家们故意将其指令巧妙措辞，使他们这些安全部队暴行背后的始作俑者，可以将责任推到下属身上。
说出道歉
1996年末的大赦听证会上，有证据揭露出是博塔亲自下令炸毁科特索大厦的。我们的副主席埃里克斯·伯莱恩，尽管被诬蔑为反阿非利卡和对国民党有失公正，却建议我到开普南海岸的乔治城，拜访退休在家的前总统。
这些年我曾几次与博塔先生见面。第一次是在1980年，我作为南非教会理事会的秘书长率教会领袖代表团，到比勒陀利亚的联邦大厦与他及其内阁见面。同事中有些人批评我们和非法政权的头目打交道。但是，我认为摩西尽管知道法老铁石心肠，却还是接近他。当时和解并不吃香，但我坚定地投身其中，和现在毫无二致。会见中，我向博塔先生提出了几条建议，如果当时被他采纳，就会为我国的和平谈判打下基础。会谈气氛亲切，但我们力图开始对话的努力终告失败，因为我们一口回绝了他让我们到纳米比亚―安哥拉边境的南非国防部队“作战区”进行宣传的要求。后来我们得知，在他会见我们的时候，其政府却试图从背后颠覆我们。他们利用政府秘密资金，支持南非基督教联盟这一右翼私人机构，反对南非教会理事会。
1986年我和南非教会理事会的同仁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我当选开普敦主教。我再次试图说服博塔先生，希望能够奇迹般地说服他改变立场，为和平解决创造机会。这一次是单独会见，气氛依旧亲切，但我没有得到任何妥协。尽管会见后他在记者面前和我热情地握手，但照片中的我脸上却带着不自在的表情。
和博塔先生的第三次也是最艰难的会面是在1988年。我请求他免去6个人的死刑，他们被控在1960年曾发生过大屠杀的沙佩维尔杀死了一个被怀疑为政府奸细的人。会见的前半部分是友好的，我们两人冷静地讨论了他是否应该动用总统特权。法庭在那个星期内停止了处决，并给这几个人减了刑。接着，他掉转话题，开始指责我和其他教会领袖为反对对几个政治组织进行的限制而领导的到议会的非法游行。他递给我一封有关此事的信，而信的内容已经提供给议会成员和媒体。我对此提出了抗议。然后，他又攻击说我在一个葬礼上举着共产党的旗子，我让他拿出证据，因为我知道他说的不是实情。我坐在他开普敦的办公室里，暗自思忖着我是洗耳恭听呢还是据理力争。他可是一个能把自己的内阁部长都逼哭的人。我心想：这些家伙让我们的人民受苦，如果非破釜沉舟不可，那就这样吧。他不能这样威吓我。我对他说我不是小孩子，他没有权利对我这样说话。我是他的客人，他应该以礼相待。可惜我们最后竟真的像孩子一样相互指责。会见结束时，我说我对他的话持严重的保留态度，他则还嘴说：“那就带着你的保留，走吧！”我走了出去，会见不欢而散。不久，教会开展了我们称为“坚持真理运动”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那年晚些时候，科特索大厦遭炸弹爆炸。
1988年后，博塔先生患中风，被德克勒克领导的内阁成员赶下台，一直退休在家。年届八十的他现在已完全退出公共生活。他最后一次在新闻中露面是曼德拉总统拜访他的时候。他当时告诉记者，自己不愿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有任何瓜葛。
伯莱恩博士建议我看望博塔先生，是为鼓励他与我们合作再做一次努力，因为他主政南非时，正值种族隔离压迫最深、“总体战略”达到巅峰的时期。他还曾多次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我本没有必要去看博塔先生，委员会可以向任何人发出传票，并有权搜查和没收。但我还是同意前往，希望以此告诉阿非利卡人我们并非一心想侮辱他们，也不是要把他们追杀到底。我飞到乔治城，在他女儿的家里和他亲切见面。他的女儿是个殷勤的主人，为我们端上茶水和阿非利卡点心，整个气氛与我们会面涉及的可怕问题大相径庭。博塔先生在向我递上一份书面材料后，同意与委员会合作，书面回答我们向他提出的问题。他指出需要经验丰富的律师协助工作，并需要查阅政府文件。他问我是否可以利用我对曼德拉总统的影响力，为庞大的律师费用和使用必要的政府文件取得资金支持。
回到开普敦，我立刻就这两个问题去见曼德拉总统，并立即得到他的同意。我们想方设法迁就博塔先生，一再延迟他递交材料的最后期限。在此期间，他的夫人去世了。我认为，向博塔先生及其支持者表明我与他并无个人恩怨，极其重要。于是，我再次飞到乔治城，参加了他夫人的葬礼。我知道许多黑人对我这样做轻则觉得奇怪，重则感到气愤。的确，事后一个黑人记者找到我，让我务必向听众解释我为什么在场。
博塔先生花了将近10个月的时间才回答完我们提出的问题。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不断揭示出新内容，于是我们决定请包括博塔先生在内的一系列前军政要人举行听证会。书面答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接受，但这不同于面对面的问答，一个回答可能引出更多的问题。我们被告知博塔先生身体欠佳，于是同意推迟他的出席。我们甚至建议在乔治城举行听证，以免他飞往开普敦旅途劳顿（尽管他与一位较为年轻的女士订了婚，飞去看她的行程不亚于飞往开普敦）。这对委员会来讲，不仅费用更高，而且更不方便，因为我们不得不把翻译设备带到乔治城。委员会和他的律师进行了冗长的谈判后，他宣布委员会是场“闹剧”，拒绝出席听证。我们发出了传票，但他应该到场的那天，他却派律师带着书面答复来了。 ↑返回顶部↑
我们发现安全委员会的文件是“装聋作哑、推诿责任”的极好范例—政治家们故意将其指令巧妙措辞，使他们这些安全部队暴行背后的始作俑者，可以将责任推到下属身上。
说出道歉
1996年末的大赦听证会上，有证据揭露出是博塔亲自下令炸毁科特索大厦的。我们的副主席埃里克斯·伯莱恩，尽管被诬蔑为反阿非利卡和对国民党有失公正，却建议我到开普南海岸的乔治城，拜访退休在家的前总统。
这些年我曾几次与博塔先生见面。第一次是在1980年，我作为南非教会理事会的秘书长率教会领袖代表团，到比勒陀利亚的联邦大厦与他及其内阁见面。同事中有些人批评我们和非法政权的头目打交道。但是，我认为摩西尽管知道法老铁石心肠，却还是接近他。当时和解并不吃香，但我坚定地投身其中，和现在毫无二致。会见中，我向博塔先生提出了几条建议，如果当时被他采纳，就会为我国的和平谈判打下基础。会谈气氛亲切，但我们力图开始对话的努力终告失败，因为我们一口回绝了他让我们到纳米比亚―安哥拉边境的南非国防部队“作战区”进行宣传的要求。后来我们得知，在他会见我们的时候，其政府却试图从背后颠覆我们。他们利用政府秘密资金，支持南非基督教联盟这一右翼私人机构，反对南非教会理事会。
1986年我和南非教会理事会的同仁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我当选开普敦主教。我再次试图说服博塔先生，希望能够奇迹般地说服他改变立场，为和平解决创造机会。这一次是单独会见，气氛依旧亲切，但我没有得到任何妥协。尽管会见后他在记者面前和我热情地握手，但照片中的我脸上却带着不自在的表情。
和博塔先生的第三次也是最艰难的会面是在1988年。我请求他免去6个人的死刑，他们被控在1960年曾发生过大屠杀的沙佩维尔杀死了一个被怀疑为政府奸细的人。会见的前半部分是友好的，我们两人冷静地讨论了他是否应该动用总统特权。法庭在那个星期内停止了处决，并给这几个人减了刑。接着，他掉转话题，开始指责我和其他教会领袖为反对对几个政治组织进行的限制而领导的到议会的非法游行。他递给我一封有关此事的信，而信的内容已经提供给议会成员和媒体。我对此提出了抗议。然后，他又攻击说我在一个葬礼上举着共产党的旗子，我让他拿出证据，因为我知道他说的不是实情。我坐在他开普敦的办公室里，暗自思忖着我是洗耳恭听呢还是据理力争。他可是一个能把自己的内阁部长都逼哭的人。我心想：这些家伙让我们的人民受苦，如果非破釜沉舟不可，那就这样吧。他不能这样威吓我。我对他说我不是小孩子，他没有权利对我这样说话。我是他的客人，他应该以礼相待。可惜我们最后竟真的像孩子一样相互指责。会见结束时，我说我对他的话持严重的保留态度，他则还嘴说：“那就带着你的保留，走吧！”我走了出去，会见不欢而散。不久，教会开展了我们称为“坚持真理运动”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那年晚些时候，科特索大厦遭炸弹爆炸。
1988年后，博塔先生患中风，被德克勒克领导的内阁成员赶下台，一直退休在家。年届八十的他现在已完全退出公共生活。他最后一次在新闻中露面是曼德拉总统拜访他的时候。他当时告诉记者，自己不愿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有任何瓜葛。
伯莱恩博士建议我看望博塔先生，是为鼓励他与我们合作再做一次努力，因为他主政南非时，正值种族隔离压迫最深、“总体战略”达到巅峰的时期。他还曾多次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我本没有必要去看博塔先生，委员会可以向任何人发出传票，并有权搜查和没收。但我还是同意前往，希望以此告诉阿非利卡人我们并非一心想侮辱他们，也不是要把他们追杀到底。我飞到乔治城，在他女儿的家里和他亲切见面。他的女儿是个殷勤的主人，为我们端上茶水和阿非利卡点心，整个气氛与我们会面涉及的可怕问题大相径庭。博塔先生在向我递上一份书面材料后，同意与委员会合作，书面回答我们向他提出的问题。他指出需要经验丰富的律师协助工作，并需要查阅政府文件。他问我是否可以利用我对曼德拉总统的影响力，为庞大的律师费用和使用必要的政府文件取得资金支持。
回到开普敦，我立刻就这两个问题去见曼德拉总统，并立即得到他的同意。我们想方设法迁就博塔先生，一再延迟他递交材料的最后期限。在此期间，他的夫人去世了。我认为，向博塔先生及其支持者表明我与他并无个人恩怨，极其重要。于是，我再次飞到乔治城，参加了他夫人的葬礼。我知道许多黑人对我这样做轻则觉得奇怪，重则感到气愤。的确，事后一个黑人记者找到我，让我务必向听众解释我为什么在场。
博塔先生花了将近10个月的时间才回答完我们提出的问题。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不断揭示出新内容，于是我们决定请包括博塔先生在内的一系列前军政要人举行听证会。书面答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接受，但这不同于面对面的问答，一个回答可能引出更多的问题。我们被告知博塔先生身体欠佳，于是同意推迟他的出席。我们甚至建议在乔治城举行听证，以免他飞往开普敦旅途劳顿（尽管他与一位较为年轻的女士订了婚，飞去看她的行程不亚于飞往开普敦）。这对委员会来讲，不仅费用更高，而且更不方便，因为我们不得不把翻译设备带到乔治城。委员会和他的律师进行了冗长的谈判后，他宣布委员会是场“闹剧”，拒绝出席听证。我们发出了传票，但他应该到场的那天，他却派律师带着书面答复来了。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