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1 / 1）
总体战略
南非国防部队是博塔为对付共产主义的“全面进攻”而制定的“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南非处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有效控制之下。该机构名义上隶属内阁，但实际上统治国家的正是控制了政府思维的所谓“安全官僚”。进入80年代时，整个国家几乎处于战备状态。我们经历了人权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从那之后，如果质疑政府的决定，亦即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就是不爱国。一切都成了当权者规定的国家安全的附属品。南非白人觉得有个外部的坏世界要来侵犯他们，毁掉他们享有的“南非生活方式”。这个敌对世界想要推翻基督教政府，代之以不信上帝的、没有民主的共产主义独裁统治。种族隔离政府的宣传机器不失时机地指出，我们北边接受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非洲国家都遭受了灾难，实际上，它声言这些国家之所以停顿不前，就是因为被不可靠的、不中用的黑人接管了。
当时，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正在进行冷战。他们用尽各种伎俩，特别是利用在不同战区的代理国，显示威力，建立霸权。这一时期，任何政府只要声称自己反共，无论其人权记录多么糟糕，都会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因此，种族隔离政府大大得益于里根总统臭名昭著的“建设性接触”政策。美国对反种族隔离的情绪只是开些空头支票，他们声称与种族隔离当局这样无法无天的政府保持关系，比孤立和排斥它，可以更好地施加影响，使其弃恶从善。
我曾徒劳地试图说服里根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首相，通过经济制裁，以和平方式带来南非的变革。1984年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不久，在白宫会见了里根总统及其内阁，但仍没有取得结果。我向他展示我的南非护照时，他感到有些吃惊，因为我不能得到正常的南非护照。真正让他感到吃惊的，是护照上对我的国籍的记录：“目前无法确定。”我和撒切尔夫人一起饮茶，在唐宁街10号一起度过了近一个小时。她光彩照人，我觉得她的确非常有魅力，与她不能容忍任何软弱的铁娘子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但是，我没能说服她相信制裁的重要。正如她在讲到另一件事时所说，本女士不是让人耍的。幸而，两国人民最终还是听取了我们的呼吁，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制裁，特别是美国的制裁。这大大加快了种族隔离制度的灭亡。但直到那时，这两位西方主要领袖都坚决反对制裁。
里根政府资助了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游击队，颠覆桑地诺解放运动。他们支持菲律宾马科斯总统的高压政府，同时还在安哥拉的内战中，支持若纳斯·萨文比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反对当时亲马克思主义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南非紧随其后，支持安盟，因为南非也在打击纳米比亚的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安哥拉提供了基地。
南非实行了所谓热线追踪，军队袭击了设在所谓前线国家的所谓恐怖主义基地和营地，前线国家包括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莫桑比克、安哥拉、赞比亚、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他们这样做，严重违反了这些国家的领土完整，目的是要迫使他们停止给流亡者和南非的解放运动提供庇护所。为加强军事打击，南非还实行了颠覆政策，支持这些国家的反对派，培养走狗。它在莫桑比克支持阿丰索·德拉卡马的全国抵抗运动，对执政的解放阵线党进行残酷的战争。全国抵抗运动对自己的莫桑比克同胞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实施割耳、削鼻、切嘴唇或是其他肢解刑罚；绑架整村的人，包括儿童、妇女，并经常奸淫妇女；强迫男童参军等。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被内战搞得满目疮痍，南非的颠覆政策无疑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
在1989年10月发布的题为《种族隔离恐怖主义》的报告[3]中，南非国防部队从1980年到1988年进行的颠覆活动共造成：
· 150万人死亡；
· 400万难民；
· 6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 10万头大象和犀牛死亡，象牙和牛角被用来“补偿”南非为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和安盟所提供的武器。
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仍在付出惨重代价，其大部分耕地无法耕种，因为地里仍然埋着地雷。1999年5月，若阿金·希萨诺总统在首都马普托的一次会议上说，莫桑比克需要60年才能清除干净剩余的200万颗地雷。1993年以来，在耗资高达160万美元后，有6万颗地雷被宣布是安全的。南非国防部队对这一灾难、对安哥拉仍然战火不停的内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发现南非国防部队对多起严重违反人权案负有责任。在1978年南非国防部队进行的一次袭击中，600个纳米比亚人在安哥拉的卡辛格营地被杀。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称卡辛格是个难民营，但南非国防部队坚持说那是个军营，因而理所当然可以成为军事打击目标。在我们的《报告》中，我们认为袭击造成营地许多平民伤亡，是对人权的严重违反。
委员会本希望有更多的南非国防部队的人出来作证，并得到更多的合作，以便揭开屠杀政策之谜及其导致的后果。我们了解的一点，是从80年代中期起，这一政策导致了南非决策的日益军事化。 ↑返回顶部↑
南非国防部队是博塔为对付共产主义的“全面进攻”而制定的“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南非处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有效控制之下。该机构名义上隶属内阁，但实际上统治国家的正是控制了政府思维的所谓“安全官僚”。进入80年代时，整个国家几乎处于战备状态。我们经历了人权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从那之后，如果质疑政府的决定，亦即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就是不爱国。一切都成了当权者规定的国家安全的附属品。南非白人觉得有个外部的坏世界要来侵犯他们，毁掉他们享有的“南非生活方式”。这个敌对世界想要推翻基督教政府，代之以不信上帝的、没有民主的共产主义独裁统治。种族隔离政府的宣传机器不失时机地指出，我们北边接受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非洲国家都遭受了灾难，实际上，它声言这些国家之所以停顿不前，就是因为被不可靠的、不中用的黑人接管了。
当时，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正在进行冷战。他们用尽各种伎俩，特别是利用在不同战区的代理国，显示威力，建立霸权。这一时期，任何政府只要声称自己反共，无论其人权记录多么糟糕，都会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因此，种族隔离政府大大得益于里根总统臭名昭著的“建设性接触”政策。美国对反种族隔离的情绪只是开些空头支票，他们声称与种族隔离当局这样无法无天的政府保持关系，比孤立和排斥它，可以更好地施加影响，使其弃恶从善。
我曾徒劳地试图说服里根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首相，通过经济制裁，以和平方式带来南非的变革。1984年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不久，在白宫会见了里根总统及其内阁，但仍没有取得结果。我向他展示我的南非护照时，他感到有些吃惊，因为我不能得到正常的南非护照。真正让他感到吃惊的，是护照上对我的国籍的记录：“目前无法确定。”我和撒切尔夫人一起饮茶，在唐宁街10号一起度过了近一个小时。她光彩照人，我觉得她的确非常有魅力，与她不能容忍任何软弱的铁娘子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但是，我没能说服她相信制裁的重要。正如她在讲到另一件事时所说，本女士不是让人耍的。幸而，两国人民最终还是听取了我们的呼吁，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制裁，特别是美国的制裁。这大大加快了种族隔离制度的灭亡。但直到那时，这两位西方主要领袖都坚决反对制裁。
里根政府资助了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游击队，颠覆桑地诺解放运动。他们支持菲律宾马科斯总统的高压政府，同时还在安哥拉的内战中，支持若纳斯·萨文比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反对当时亲马克思主义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南非紧随其后，支持安盟，因为南非也在打击纳米比亚的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安哥拉提供了基地。
南非实行了所谓热线追踪，军队袭击了设在所谓前线国家的所谓恐怖主义基地和营地，前线国家包括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莫桑比克、安哥拉、赞比亚、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他们这样做，严重违反了这些国家的领土完整，目的是要迫使他们停止给流亡者和南非的解放运动提供庇护所。为加强军事打击，南非还实行了颠覆政策，支持这些国家的反对派，培养走狗。它在莫桑比克支持阿丰索·德拉卡马的全国抵抗运动，对执政的解放阵线党进行残酷的战争。全国抵抗运动对自己的莫桑比克同胞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实施割耳、削鼻、切嘴唇或是其他肢解刑罚；绑架整村的人，包括儿童、妇女，并经常奸淫妇女；强迫男童参军等。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被内战搞得满目疮痍，南非的颠覆政策无疑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
在1989年10月发布的题为《种族隔离恐怖主义》的报告[3]中，南非国防部队从1980年到1988年进行的颠覆活动共造成：
· 150万人死亡；
· 400万难民；
· 6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 10万头大象和犀牛死亡，象牙和牛角被用来“补偿”南非为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和安盟所提供的武器。
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仍在付出惨重代价，其大部分耕地无法耕种，因为地里仍然埋着地雷。1999年5月，若阿金·希萨诺总统在首都马普托的一次会议上说，莫桑比克需要60年才能清除干净剩余的200万颗地雷。1993年以来，在耗资高达160万美元后，有6万颗地雷被宣布是安全的。南非国防部队对这一灾难、对安哥拉仍然战火不停的内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发现南非国防部队对多起严重违反人权案负有责任。在1978年南非国防部队进行的一次袭击中，600个纳米比亚人在安哥拉的卡辛格营地被杀。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称卡辛格是个难民营，但南非国防部队坚持说那是个军营，因而理所当然可以成为军事打击目标。在我们的《报告》中，我们认为袭击造成营地许多平民伤亡，是对人权的严重违反。
委员会本希望有更多的南非国防部队的人出来作证，并得到更多的合作，以便揭开屠杀政策之谜及其导致的后果。我们了解的一点，是从80年代中期起，这一政策导致了南非决策的日益军事化。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