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1 / 2）
李德，是在第三国际城市中心论的高热中被派到中国来，协助城市工人大起义，进而夺取重大城市的。可惜，上海不是巴伐利亚的慕尼黑，南京总统府也不是彼得堡的冬宫，工人手中的木棒也不是阿芙乐尔号上的大炮。在第三国际望远镜里看到的工人起义大军的红旗在上海海关大楼上迎风飘展，那不过是海市蜃楼。
城市工人大起义自然是无望的，在蒋介石虎视耽耽集中百万大军向各苏区猖狂进攻时。李德被派到了中央苏区，执行共产国际赋予的夺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任务。一局中国象棋赛，派了个国际象棋选手来，他还没有来得及弄清车马炮的关系，就仓促上阵了。
“顾问”，顾名思义，不过是看看问问，是请来出主意想办法供主人参考的客人。没想到，在敌人重兵围困狂烈进攻下，惶惶无主的博古，却把他推到前台。
日尔曼民族的雄心傲气和革命者强烈的使命感，鼓励他在中国的广阔的土地上，建立奇功险勋！他不知道，身处危岩绝巅，在风吼雨啸中，是很容易失足落崖的。
周恩来——从八一南昌起义，就负责军事领导。他熟悉外国，熟悉中国城市，他比博古、李德到苏区的时间都早，并且胜利的领导了第四次反“围剿”，肩头的承受力比李德、博古要大得多。
周恩来的崇高之处，是没有权力欲，不贪功不诿过。往往把成就推给别人，而替别人承担责任！
这种品格，使他内心的压力就特别沉重！他虽然不把自己放在众望所归的地位，历史责任却不能由此摆脱。
事物往往是二律背反：如果解脱了他对错误应负的责任，也就加重了他不负责的责任；犯错误的责任是由于历史局限的认识问题；而明知不对还去执行的不负责任的责任，却成了党性原则和思想意识问题了，开脱，反而成了伤害。是直言抗辩党性强还是违心屈从党性强？犯错误不是耻辱，是探求者勇敢精神的体现。是为成功付出的代价。后行的成功者不要耻笑前驱者跌了跟头，先行者才是真正的开路先锋！
我们往往忘记一句古训：“失败是成功的母亲。”
从什么时候，我们民族的胸怀变得狭隘了，浅薄了？原谅因探求而出错的人们吧，剖析犯错的原因以作前车之鉴，不比把人搞倒搞臭好上千倍？在当时，也许为了权力更替的某些原因而采取了激烈的措施，批臭别人才能抬高自己，而作为历史，总要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寻求错误的历史成因总比辱及某个人品格更有益一些！
我们原谅自己的错误叫“付学费”，为什么独独不能原谅别人呢？
探索，犹如进入远古洪荒的山林。云遮雾障，危难丛生，前路渺茫，多少先烈倒毙在披荆斩棘的中途。逝者已长眠，生者将何去？他们也许走的路线偏离了目标，但精神却是伟大的。后来人的成功比起先驱者的探求来谁更值得赞颂？
如果作一次史海钩沉，你会发现冤案累累，而被永远误解的人物又何止万千？直到周恩来逝世之后，海内外学者对他的生存艺术的排难息争的调解能力，在公开或私下里总是众说纷纭：
理查德·尼克松在他的《领袖们》中这样写道：
“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在极大程度上，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蒋介石的历史。毛打败了蒋的军队后，就巩固了自己在大陆的统治。这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就把毛蒋的冲突实际上说成是一场神鬼之争。毛把自己看作功同二千年前第一次统一中国的秦始皇，他制造个人崇拜，使人们奉为神明。周一般地使自己处于次要地位，忠实地起着使机器运转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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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工人大起义自然是无望的，在蒋介石虎视耽耽集中百万大军向各苏区猖狂进攻时。李德被派到了中央苏区，执行共产国际赋予的夺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任务。一局中国象棋赛，派了个国际象棋选手来，他还没有来得及弄清车马炮的关系，就仓促上阵了。
“顾问”，顾名思义，不过是看看问问，是请来出主意想办法供主人参考的客人。没想到，在敌人重兵围困狂烈进攻下，惶惶无主的博古，却把他推到前台。
日尔曼民族的雄心傲气和革命者强烈的使命感，鼓励他在中国的广阔的土地上，建立奇功险勋！他不知道，身处危岩绝巅，在风吼雨啸中，是很容易失足落崖的。
周恩来——从八一南昌起义，就负责军事领导。他熟悉外国，熟悉中国城市，他比博古、李德到苏区的时间都早，并且胜利的领导了第四次反“围剿”，肩头的承受力比李德、博古要大得多。
周恩来的崇高之处，是没有权力欲，不贪功不诿过。往往把成就推给别人，而替别人承担责任！
这种品格，使他内心的压力就特别沉重！他虽然不把自己放在众望所归的地位，历史责任却不能由此摆脱。
事物往往是二律背反：如果解脱了他对错误应负的责任，也就加重了他不负责的责任；犯错误的责任是由于历史局限的认识问题；而明知不对还去执行的不负责任的责任，却成了党性原则和思想意识问题了，开脱，反而成了伤害。是直言抗辩党性强还是违心屈从党性强？犯错误不是耻辱，是探求者勇敢精神的体现。是为成功付出的代价。后行的成功者不要耻笑前驱者跌了跟头，先行者才是真正的开路先锋！
我们往往忘记一句古训：“失败是成功的母亲。”
从什么时候，我们民族的胸怀变得狭隘了，浅薄了？原谅因探求而出错的人们吧，剖析犯错的原因以作前车之鉴，不比把人搞倒搞臭好上千倍？在当时，也许为了权力更替的某些原因而采取了激烈的措施，批臭别人才能抬高自己，而作为历史，总要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寻求错误的历史成因总比辱及某个人品格更有益一些！
我们原谅自己的错误叫“付学费”，为什么独独不能原谅别人呢？
探索，犹如进入远古洪荒的山林。云遮雾障，危难丛生，前路渺茫，多少先烈倒毙在披荆斩棘的中途。逝者已长眠，生者将何去？他们也许走的路线偏离了目标，但精神却是伟大的。后来人的成功比起先驱者的探求来谁更值得赞颂？
如果作一次史海钩沉，你会发现冤案累累，而被永远误解的人物又何止万千？直到周恩来逝世之后，海内外学者对他的生存艺术的排难息争的调解能力，在公开或私下里总是众说纷纭：
理查德·尼克松在他的《领袖们》中这样写道：
“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在极大程度上，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蒋介石的历史。毛打败了蒋的军队后，就巩固了自己在大陆的统治。这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就把毛蒋的冲突实际上说成是一场神鬼之争。毛把自己看作功同二千年前第一次统一中国的秦始皇，他制造个人崇拜，使人们奉为神明。周一般地使自己处于次要地位，忠实地起着使机器运转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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