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1 / 2）
他比博古、洛甫先到中央苏区，与毛泽东相处很久。他从毛泽东的带有悠闲色彩的繁忙中，看到他那样应付裕如地去创造一个完整的“国家”，除战争准备与战场指挥，他还同时关注施政、财经、外交、民事甚至开荒、植树，……并亲自调查，起草文电布告命令和撰写文章。毛泽东是贯注着一种令人振奋的创造激情来从事这些繁重费神的工作的。而他竟然能在工作之余博览群书。
有时，他看到他长久地独自沉吟，绕室徘徊，那些深思熟虑的腹稿，便流泉般奔涌而出。他还清楚地记得1932年3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人民委员会第十次常务会议上。一致通过的《对于植树运动的决议案》，就是他亲自起草的，决议案以简明的语言阐述了植树造林的重大意义，对开展植树运动的办法和措施也至为详尽，这个《决议》在公布实行之时，正值中央粉碎国民党三次“围剿”而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不久之际，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里，建设伊始、百端待举，毛泽东竟能抓紧战争间隙，发动群众，改造山河，造福后代，没有广阔的胸怀，没有充足的胜利信心，没有远见卓识，是很可能顾此失彼而无法周详的。
王稼祥深感毛有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经天纬地之才，由此产生了一种心定神宁的依附感。他在这种崇敬之余，又有些困惑。他发现。在毛的所有言论行动的出人意外的独创性中，并不都源于马列主义的指导，而是集中了古今明哲各种思想的精华的杂糅。这种“不纯粹”的马列主义，也许正是与教条主义相区别的鲜明的特征，因为世上绝对纯粹的东西是没有的，列宁的论述也并不是马克思的重复！当时的王稼祥，并不理解这种杂糅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必须，所谓的纯粹的马列主义者，像王明、博古，他们只能背诵原文，却往往远离中国实际而陷入教条，以教条来指导革命必然把事情搞糟。
历史证明，不论哲学、文化、科学，都体现着“杂交优势”！马列主义的来源本身，就说明它也是杂糅。
王稼祥发现，毛泽东很少翻阅马列主义的原著，王稼祥手边有《反杜林论》有《国家与革命》有《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等等，毛泽东却很少借阅，有时浏览一下，似乎并不深研……他有几次谈话使王稼祥目瞪口呆，以致使他相信在上海听到的那些传言是真的：
“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可是，它不可能在一百年前的欧洲开出医治中国的药方。只有中国的大夫号脉之后才能对症下药！……”
他还听说，毛泽东竟然和教育部副部长徐特立，在长汀养病时，一连几天研讨《贞观政要》。还说过一句放荡不羁让人惊骇莫名的活：“治理中国，需要马克思加秦始皇。”
这些，又使王稼祥对毛泽东产生了距离感。
这几年，依附感和距离感始终困扰着他，再加伤口久不愈合，身体不好，总显得忧心忡忡。
在宁都会议之前，在前线与后方的激烈争吵时，他才真正看清了毛泽东是对的。他看清了那些只顾执行国际路线，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后方委员们，对战争实际是多么无知；他们对前方的指责是多么不公，而且按照不切实际的国际战略，逼迫前线执行是多么可恨可恶！这些人却握有尚方宝剑，只顾对国际负责，不体谅前线的实际困难，发号施令，俨然是些高高在上具有裁决权的法官，不了解前线却对前线指手画脚。王稼祥才对这些人的马列主义是真是假发生了怀疑。
由于王稼祥最先与毛泽东接触，由于他比王明、博古更多的了解中国革命实际，所以他最先觉醒。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对撤销毛泽东的军内职务没有举手，不要轻看这一点，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环境与气氛中，不举手需要巨大的勇气。
对这一点，毛泽东始终没有忘怀。
这天晚上，毛泽东又给他大讲淮南子，又使他的困惑感加重了，他想跟毛泽东谈谈当前。
三、遵义会议的预演—毛泽东论兵
换过药后，王稼祥舒适多了。他用军大衣把背垫高，倚坐在担架上，想跟毛泽东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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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他看到他长久地独自沉吟，绕室徘徊，那些深思熟虑的腹稿，便流泉般奔涌而出。他还清楚地记得1932年3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人民委员会第十次常务会议上。一致通过的《对于植树运动的决议案》，就是他亲自起草的，决议案以简明的语言阐述了植树造林的重大意义，对开展植树运动的办法和措施也至为详尽，这个《决议》在公布实行之时，正值中央粉碎国民党三次“围剿”而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不久之际，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里，建设伊始、百端待举，毛泽东竟能抓紧战争间隙，发动群众，改造山河，造福后代，没有广阔的胸怀，没有充足的胜利信心，没有远见卓识，是很可能顾此失彼而无法周详的。
王稼祥深感毛有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经天纬地之才，由此产生了一种心定神宁的依附感。他在这种崇敬之余，又有些困惑。他发现。在毛的所有言论行动的出人意外的独创性中，并不都源于马列主义的指导，而是集中了古今明哲各种思想的精华的杂糅。这种“不纯粹”的马列主义，也许正是与教条主义相区别的鲜明的特征，因为世上绝对纯粹的东西是没有的，列宁的论述也并不是马克思的重复！当时的王稼祥，并不理解这种杂糅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必须，所谓的纯粹的马列主义者，像王明、博古，他们只能背诵原文，却往往远离中国实际而陷入教条，以教条来指导革命必然把事情搞糟。
历史证明，不论哲学、文化、科学，都体现着“杂交优势”！马列主义的来源本身，就说明它也是杂糅。
王稼祥发现，毛泽东很少翻阅马列主义的原著，王稼祥手边有《反杜林论》有《国家与革命》有《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等等，毛泽东却很少借阅，有时浏览一下，似乎并不深研……他有几次谈话使王稼祥目瞪口呆，以致使他相信在上海听到的那些传言是真的：
“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可是，它不可能在一百年前的欧洲开出医治中国的药方。只有中国的大夫号脉之后才能对症下药！……”
他还听说，毛泽东竟然和教育部副部长徐特立，在长汀养病时，一连几天研讨《贞观政要》。还说过一句放荡不羁让人惊骇莫名的活：“治理中国，需要马克思加秦始皇。”
这些，又使王稼祥对毛泽东产生了距离感。
这几年，依附感和距离感始终困扰着他，再加伤口久不愈合，身体不好，总显得忧心忡忡。
在宁都会议之前，在前线与后方的激烈争吵时，他才真正看清了毛泽东是对的。他看清了那些只顾执行国际路线，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后方委员们，对战争实际是多么无知；他们对前方的指责是多么不公，而且按照不切实际的国际战略，逼迫前线执行是多么可恨可恶！这些人却握有尚方宝剑，只顾对国际负责，不体谅前线的实际困难，发号施令，俨然是些高高在上具有裁决权的法官，不了解前线却对前线指手画脚。王稼祥才对这些人的马列主义是真是假发生了怀疑。
由于王稼祥最先与毛泽东接触，由于他比王明、博古更多的了解中国革命实际，所以他最先觉醒。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对撤销毛泽东的军内职务没有举手，不要轻看这一点，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环境与气氛中，不举手需要巨大的勇气。
对这一点，毛泽东始终没有忘怀。
这天晚上，毛泽东又给他大讲淮南子，又使他的困惑感加重了，他想跟毛泽东谈谈当前。
三、遵义会议的预演—毛泽东论兵
换过药后，王稼祥舒适多了。他用军大衣把背垫高，倚坐在担架上，想跟毛泽东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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