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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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也顶不住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这种打击正好来自你的同志,来自你自身。就像文革中谁没有高举红宝书推波助澜呢?也像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两次打长沙都告失败一样,这是一个历史进程,谁能抗拒历史的必然潮流?

  那么,这些“左”倾所产生的恶果,应该归罪于第三国际的左倾?似乎又不全对,因为第三国际所作的左倾决断,除了主观原因外,有没有各国支部提供的不切实际的情况而由此作出错误判断的客观原因呢?还是歌德说得辩证些:“真理与谬误是同一个来源,这是奇怪的但又是确实的。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该粗暴地对待谬误,因为在这样的同时,我们也就在粗暴地对待真理。……”

  为了利用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周恩来与朱德于1934年10月5日派潘汉年、何长工去寻邬同陈济棠的代表杨幼敏、黄质文进行停战谈判。达成了五项协议,可以互借道路,为红军顺利通过第一道封锁线作了准备!

  在这样一种可以让路通行的条件下,去与二、六军团会合更为有利的考虑,不是合情合理的吗?

  第一、第二、第三道封锁线都比较顺利地通过了。这是不是说明“三人团”决定的开进路线并没有错?直到湘江,才由于行动迟缓,受到了敌人的夹击。那么,如果早日丢弃辎重,提前两日过江,是不是损失就会小得多呢?那么,湘江一战的惨重损失是在于行动迟缓上,而不是战略方向和行进路线的错误了?按当时李德、博古的心理,进军湘中是危险的,还是去跟二、六军团会合,有先遣部队接应,有根据地作为落脚点更可靠些。这不是可以理解的吗?

  如果当时各申理由,而后投票表决,人们赞成前者还是赞成后者?不能立足今天去要求当时,只能立足今天,剖析当时,不能脱离历史条件而谈历史。

  毛泽东的建议不被接受。他并不过分遗憾。他知道应该点到为止,他知道必须等待。“我早说过你的那样干法不行,结果就是不行”!他认为历史会站出来替他说话,这叫有言在先。

  这些历史性的问题,王稼祥负伤之后躺在他的病床上,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思考过。这是他跟博古不同的地方,跟洛甫也不同。这些思考是他认识王明“左”倾路线的开端,也是他从“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的基础。西征途中与毛泽东住在一起,这是他与“左”倾路线决裂的契机。

  1934年11月25日的夜晚,是个普通的夜晚。是微雨潇潇的夜晚,从某种角度来说,又是带有历史意义的夜晚。

  这天黄昏,红军在道县至江华之间。全部渡过潇水,分四路纵队向湘江开进。

  中央纵队在一个叫九溪桥的小小山村里宿营。纵队部通知,先头部队正在激战,预计在这里将停留八小时,要大家抓紧时间养精蓄锐,以便翻越前面的都庞岭大山。

  在瞬息万变的战争年代,八小时,有时显得十分漫长。譬如打狙击;有时又显得极短,譬如睡眠。

  王稼祥和毛泽东都坐担架,所以他们经常住在一起,毛泽东不爱骑马(当然有时也骑),坐担架不仅有充裕的时间休息,而且可以静心思考和读书。

  这是一个石壁小屋。明亮的马灯放在两个摞在一起的铁皮文件箱。王稼祥刚刚换了药,躺在担架上微睡。他的伤口一直时好时坏,在这种情况下翻山越岭,忍受颠簸,无疑是一种漫长的酷刑。

  毛泽东倚在马袋上读书。他白天在摇篮似的担架上早已睡足,安静下来反而不能入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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