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1 / 1）
“由于毛把他的威望押在成立公社从而一举克服中国落后状态上面，这无疑使毛对赫鲁晓夫嘲笑公社并竭力利用中国的经济困难捞取政治资本的作法更为敏感。在1958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六中全会上，宣布了毛不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候选人的决定，这肯定不是偶然的，这次全会也是一个标志，它向这样一种认识迈出了勉强的一步：即承认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一举跃入共产主义。……”
“诚然，毛泽东保留了党的主席身份以及他作为中国革命富有魅力的最高领袖的特殊地位。可是，从此以后，当北京的经济政策在1959年和1960年渐渐趋于合理化并更加谨慎时，毛则主要专心于外交事务。事实证明大自然和技术比他想象的更难屈从于他的意志。现在，他要让中国的敌人—公开的敌人‘美帝国主义’以及更为阴险的敌人‘现代修正主义’来服从他！……”
这就是当时的庐山会议前后的大背景，这时候，既需要纠正工作中的错误，更需要充分肯定三面红旗的伟大正确及其取得的重大成就，因为这是当时反帝、反修的需要，是维护毛泽东同志崇高威望的需要，而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只能在一定的场合和能够承受的范围里进行。
政治斗争需要，这便是真理。该说假话的时候就应该说假话，彭德怀似乎忽略了这一点，林彪却具有透视历史纵深的政治眼光。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
林彪懂得：在领袖面前，即使有独到的卓见，也要造成这是从领袖的旨意中获得启发的印象，从而给领袖以无人比他更高明的安全感。“青梅煮酒论英雄”时的刘备，一听曹操把他当英雄看待，吓得筷子掉到地上，不是很耐人寻味吗？
林彪并不是没有反对过毛泽东，而且公开地反对过。在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均没有稳固的确立，只是进入了领导核心，代替博古负责中央领导的是张闻天，代替李德在军事上有最后决定权的是周恩来。后来，由于毛泽东提议成立新的三人团来全权指挥军事，在渡乌江前，中央才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成立三人指挥小组。毛的地位仍在周恩来之后。1935年1月28日，土城战役失利。被迫一渡赤水；1933年3月15日，攻打鲁板场失利，于3月16日又第三次西渡赤水。虽然后来把四渡赤水当成毛泽东军事指挥上的杰作，但是当时的林彪并不满意，他认为这种连打败仗之后近似故弄玄虚式的把部队拖来拖去未必高明，本可以搞得更好（为什么非要四渡？三渡行不行？会不会有比四渡更好的摆脱敌人的办法？如果不囿于传统说法，那是可以展开争论的）。所以林彪提出改换三人团的领导成员，由彭德怀来代替毛泽东、这里边应该说是稍有心机的；也许进入决策圈的不是彭而是他林彪。这种反对的时机，选得很是时候，此时毛泽东正曲高和寡最为民主容人，而且只是从作战指挥上提出意见，而不是从政治上否定，所以并没有动摇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这种公开的用书信提出方式，更增加了人们对他“光明磊落不搞阴谋”的印象。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凡是对毛提意见就是大逆不道的“凡是”观点。那个时候即使“左”得怕人，却还懂得在某个问题上反对谁（即使反对错了）是党员应有的权利。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敢于直言是党性原则。
林彪知道：在某种情况下提意见是允许的，某种情况下是不允许的；发表真知灼见，在某种情况下是受奖励的，在某种情况下是要受惩罚的！如果你的意见提错了，最终证明我对，以你的错误反衬我的正确，我可以哈哈大笑表示欢迎；如果你的意见一针见血提对了。恰中我的要害，以你的正确来衬托我的失误是可以容忍的吗？在特殊情况下，以不损害领导的威望为原则，而不是意见是否正确为原则。
建国以后，林彪由于身体虚弱，一直赋闲调养，他精心研究了中国的政治斗争史，在“文革”期间，大讲宫庭政变，便是他研究的成果，他懂得。在他是人的时候，是可以反对的；当他是神的时候，就只能是跪拜了！
林彪懂得，在政治舞台上不仅需要兵不厌诈，还要有远、近、大、小之分，一切服从政治需要。在某种情况下，坚持真理便是谬误；拥护谬误。便是真理。
在中国有了编年史后，我们极为聪明的祖先，向后人提供了发人深思的实例。在众望所归的圣贤之家，男主人的不检点使丫头怀了孕（这在平常人家本来是寻常事），当这丫头在严格守密的情况下，生下一个传宗接代的贵子时，他们给这个丫头一碗下了毒的人参汤。既得了贵子又保住了圣贤之家崇高的道德威严！死个丫头算得了什么？而动摇了圣贤伦理的根基，那就是事关千古兴亡的大局。失小而保大。这样做是被迫的，合理的！毒死了丫头是行大善而不是作大恶。
为尊者讳过，为贤者讳耻，为亲者讳疾。这就是最最道德的道德，谁也不敢说这是最不道德的道德。林彪把握的最为深刻。
“值得永远信任的只有自己。”这便是林彪的处世格言。
做人，也许应该像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所说：“要意志坚强，要勤奋。要探索，要发现，并且永不屈服。珍惜我们前进道路上降临的善，忍受我们之中和周围的恶。……” ↑返回顶部↑
“诚然，毛泽东保留了党的主席身份以及他作为中国革命富有魅力的最高领袖的特殊地位。可是，从此以后，当北京的经济政策在1959年和1960年渐渐趋于合理化并更加谨慎时，毛则主要专心于外交事务。事实证明大自然和技术比他想象的更难屈从于他的意志。现在，他要让中国的敌人—公开的敌人‘美帝国主义’以及更为阴险的敌人‘现代修正主义’来服从他！……”
这就是当时的庐山会议前后的大背景，这时候，既需要纠正工作中的错误，更需要充分肯定三面红旗的伟大正确及其取得的重大成就，因为这是当时反帝、反修的需要，是维护毛泽东同志崇高威望的需要，而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只能在一定的场合和能够承受的范围里进行。
政治斗争需要，这便是真理。该说假话的时候就应该说假话，彭德怀似乎忽略了这一点，林彪却具有透视历史纵深的政治眼光。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
林彪懂得：在领袖面前，即使有独到的卓见，也要造成这是从领袖的旨意中获得启发的印象，从而给领袖以无人比他更高明的安全感。“青梅煮酒论英雄”时的刘备，一听曹操把他当英雄看待，吓得筷子掉到地上，不是很耐人寻味吗？
林彪并不是没有反对过毛泽东，而且公开地反对过。在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均没有稳固的确立，只是进入了领导核心，代替博古负责中央领导的是张闻天，代替李德在军事上有最后决定权的是周恩来。后来，由于毛泽东提议成立新的三人团来全权指挥军事，在渡乌江前，中央才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成立三人指挥小组。毛的地位仍在周恩来之后。1935年1月28日，土城战役失利。被迫一渡赤水；1933年3月15日，攻打鲁板场失利，于3月16日又第三次西渡赤水。虽然后来把四渡赤水当成毛泽东军事指挥上的杰作，但是当时的林彪并不满意，他认为这种连打败仗之后近似故弄玄虚式的把部队拖来拖去未必高明，本可以搞得更好（为什么非要四渡？三渡行不行？会不会有比四渡更好的摆脱敌人的办法？如果不囿于传统说法，那是可以展开争论的）。所以林彪提出改换三人团的领导成员，由彭德怀来代替毛泽东、这里边应该说是稍有心机的；也许进入决策圈的不是彭而是他林彪。这种反对的时机，选得很是时候，此时毛泽东正曲高和寡最为民主容人，而且只是从作战指挥上提出意见，而不是从政治上否定，所以并没有动摇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这种公开的用书信提出方式，更增加了人们对他“光明磊落不搞阴谋”的印象。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凡是对毛提意见就是大逆不道的“凡是”观点。那个时候即使“左”得怕人，却还懂得在某个问题上反对谁（即使反对错了）是党员应有的权利。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敢于直言是党性原则。
林彪知道：在某种情况下提意见是允许的，某种情况下是不允许的；发表真知灼见，在某种情况下是受奖励的，在某种情况下是要受惩罚的！如果你的意见提错了，最终证明我对，以你的错误反衬我的正确，我可以哈哈大笑表示欢迎；如果你的意见一针见血提对了。恰中我的要害，以你的正确来衬托我的失误是可以容忍的吗？在特殊情况下，以不损害领导的威望为原则，而不是意见是否正确为原则。
建国以后，林彪由于身体虚弱，一直赋闲调养，他精心研究了中国的政治斗争史，在“文革”期间，大讲宫庭政变，便是他研究的成果，他懂得。在他是人的时候，是可以反对的；当他是神的时候，就只能是跪拜了！
林彪懂得，在政治舞台上不仅需要兵不厌诈，还要有远、近、大、小之分，一切服从政治需要。在某种情况下，坚持真理便是谬误；拥护谬误。便是真理。
在中国有了编年史后，我们极为聪明的祖先，向后人提供了发人深思的实例。在众望所归的圣贤之家，男主人的不检点使丫头怀了孕（这在平常人家本来是寻常事），当这丫头在严格守密的情况下，生下一个传宗接代的贵子时，他们给这个丫头一碗下了毒的人参汤。既得了贵子又保住了圣贤之家崇高的道德威严！死个丫头算得了什么？而动摇了圣贤伦理的根基，那就是事关千古兴亡的大局。失小而保大。这样做是被迫的，合理的！毒死了丫头是行大善而不是作大恶。
为尊者讳过，为贤者讳耻，为亲者讳疾。这就是最最道德的道德，谁也不敢说这是最不道德的道德。林彪把握的最为深刻。
“值得永远信任的只有自己。”这便是林彪的处世格言。
做人，也许应该像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所说：“要意志坚强，要勤奋。要探索，要发现，并且永不屈服。珍惜我们前进道路上降临的善，忍受我们之中和周围的恶。……”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