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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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博古认为拉狄克的观点跟托洛茨基完全一致。后来才知道,他们在一些政策策略上并不相同。托洛茨基说:“我个人从一开始,即从1923年就坚决反对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也反对接受国民党参加共产国际,拉狄克和季诺维也夫一起反对我。”

  博古那时无法分辨谁对谁错。即使后来,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也很难说托洛茨基就是对的。

  斯大林指出,在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封建残余这个要害问题,托洛茨基和拉狄克是一致的:认为中国没有封建残余,即使有,也没有重要意义。

  在这一点上,博古站在斯大林一边。

  拉狄克和斯大林之间的分歧,使他丢掉了校长的职位,1927年的夏天(博古无法弄清具体时间),拉狄克没有向学生们告别一声,丢下他未讲完的课程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后来,他才知道拉狄克卷入了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权力之争的漩涡中。

  那时候,博古大惑不解,共产党内应该允许进行各种不同见解的争论,怎么能演化成权力之争?王明给了他通俗而又深刻的回答:

  “没有权力,就无法推行自己的主张!”

  博古思索了很久,他承认王明比他成熟。

  原来的副校长米夫,接替了拉狄克,那一年,这位新任的中山大学的校长只有26岁。

  米夫,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他是个政治活动家却不是学者,他的办学作风、办学经验没法眼拉狄克相比。在学生中威信不高,他只跟一群俄语流畅的青年学生接触,他很少说笑,用一脸严峻,使人莫测高深。

  在米夫当任期间,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在大学里建立了中国问题研究所。此时,他唯一值得骄傲的是政治观点正确,他把托洛茨基派来的教授免职,而代之以党性虽强却又不学无术的人来当教员,后来的中国名词叫“只红不专”。

  博古以他的热情奔放和聪明干练赢得了米夫的喜爱,但王明却以他的“成熟”赢得了米夫的器重,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于4月27日在武汉召开了五次代表大会。米夫便偕同他的最信赖的学生王明参加了会议,直到8月才回到苏联。

  那时,博古和同学们正在离莫斯科不远的休养胜地特拉索夫卡度署假。米夫和王明到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宾馆里向同学们报告中国之行。他们的报告给博古心上留下了沉重的阴影。

  米夫,参加中共五大,在中国逗留了三个多月,取得了政治资本,并以中国问题专家自居,用他所占有的第一手材料侃侃而谈,博得了斯大林的信任,被提升为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并委托他筹备中共六大。

  五大,毛泽东被排斥在大会领导之外,甚至剥夺了他的表决权,陈独秀仍然当选为书记。米夫和王明的带有倾向性的传达,在留苏的学生中留下了毛泽东无足轻重的效应,这种情况,1943年12月16日,洛甫在延安整风时的检查中得到了证实,他说:“我一进中央苏区,不重视毛泽东同志是事实。在我未当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前,我曾分工管理过政府工作,同他的关系也还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给他在《斗争》上发表,但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过去了解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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