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2 / 2）
我首先得找到我自己，才能把自己贡献出去！来美国对我冲击很大，但我是要回去的。我觉得有许多东西要写。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很幸运！
他们在爱荷华三个月，然后在美国旅行一个时期。
安忆回上海后给我来信：
华苓阿姨：
……这次去美国，对于我的创作，对于我的人生，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世界很大，而我们活动空间和时间都那么有限。说真的，我实在从心里感激您和安格尔伯伯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不仅是可以认识美国，还使我认识台湾，认识香港，认识西欧、东欧、非洲。您为我安排的内容最多。还有蓝蓝，她对我最大的帮助，是帮助我这么贴近地去认识了现代舞，这使我对现代艺术、现代生活有了了解。
这些时，我开始去写东西了。真糟糕，写得不顺心。最近我对自己颇不满意，已经将两万字的一个中篇中途放弃了。心里也十分烦恼。这也是没有心情写信的一个原因。我感觉到自己的创作面临一个危机。但愿能安然度过。
……爱荷华好吗？听说爱荷华的春天美极了，花一下子开了。这真是个美丽的地方……
华苓阿姨：
……自从我从深圳回来之后，不晓得怎么一来，开了窍。那些混乱的思想──由于受了极大的冲击而混乱的思想，似乎一下子条理起来，并且平静下来，就开了路，让我能够坐下来写东西了。上半年写的两个中篇已经发表。这是从美国回来之后头两篇小说。反映很大。都说我有了极大的变化，我自己也这么觉着。下半年开始至今，我已经写了两个短篇，两个中篇。第三个中篇已经在写第二稿了。这些东西，凡看过的人都觉着，变化和进步很大，认为是我新的里程碑。我很兴奋地等待着它们被发表以后将得到的反映。我有时会默下神来想想这一年的情况，我想大概是这样的。到美国之后，我得到了一个机会，我是拉开距离来看中国的生活，当我刚来得及看到的时候，只看到一片陌生的情景。距离使往日熟悉的生活变陌生了，而我又不能适应这个眼光，于是便困惑起来。后来，慢慢的，适应了。再度看清了。在距离之外将陌生的又重新熟悉起来。于是，又能写了……
《三生影像》 郭衣洞和柏杨(1)
郭衣洞和柏杨，1984
我先认识郭衣洞。
《自由中国》半月刊，1949年11月在台湾创刊，雷震对编辑委员会的组成，可说煞费苦心，包括当时从大陆去台湾的各方有代表性的人士，如思想激进的殷海光，温和稳健的北大教授毛子水，开明的国民党教育部门长杭立武，还有早在30年代和施蛰存同办现代杂志的戴杜衡，也就是为艺术自由而笔战的苏汶，他在《第三种人的出路──论作家的不自由》一文中语重心长地说：……永远的沉默，长期的搁笔，确实，有一部分作家是在那儿“静待”自我的没落了……
《自由中国》最初的文艺版，只有调剂的作用，冲和严肃的政论文章，雷先生那时似乎也不重视。他和大陆到台湾的国民党文人还有来往，收到他们的小说或散文，也就顺手登了。应凤凰在90年代所写《自由中国》《文友通讯》作家群与50年代台湾文学史中，特别着重写到《自由中国》的文艺作品：
十年中只有创刊之初的这段时期，文学作品的“反共”意识形态最为浓厚，刊的几乎是清一色，单刀直入的反共小说，艺术技巧比较低。撇开意识形态不谈，创刊后至1952年底，即最前面的三年余总共（七卷）75期，整个文学的质与量，也是前中后三期中成绩最差的，这种情况可能与此一时期还没有一个专职的文艺主编有关。聂华苓是在《自由中国》工作了一两年之后，有一天雷震在报纸上看到她居然也能“写文章”，才跑去请她改当编辑，“特别负责文艺稿”的。…… ↑返回顶部↑
他们在爱荷华三个月，然后在美国旅行一个时期。
安忆回上海后给我来信：
华苓阿姨：
……这次去美国，对于我的创作，对于我的人生，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世界很大，而我们活动空间和时间都那么有限。说真的，我实在从心里感激您和安格尔伯伯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不仅是可以认识美国，还使我认识台湾，认识香港，认识西欧、东欧、非洲。您为我安排的内容最多。还有蓝蓝，她对我最大的帮助，是帮助我这么贴近地去认识了现代舞，这使我对现代艺术、现代生活有了了解。
这些时，我开始去写东西了。真糟糕，写得不顺心。最近我对自己颇不满意，已经将两万字的一个中篇中途放弃了。心里也十分烦恼。这也是没有心情写信的一个原因。我感觉到自己的创作面临一个危机。但愿能安然度过。
……爱荷华好吗？听说爱荷华的春天美极了，花一下子开了。这真是个美丽的地方……
华苓阿姨：
……自从我从深圳回来之后，不晓得怎么一来，开了窍。那些混乱的思想──由于受了极大的冲击而混乱的思想，似乎一下子条理起来，并且平静下来，就开了路，让我能够坐下来写东西了。上半年写的两个中篇已经发表。这是从美国回来之后头两篇小说。反映很大。都说我有了极大的变化，我自己也这么觉着。下半年开始至今，我已经写了两个短篇，两个中篇。第三个中篇已经在写第二稿了。这些东西，凡看过的人都觉着，变化和进步很大，认为是我新的里程碑。我很兴奋地等待着它们被发表以后将得到的反映。我有时会默下神来想想这一年的情况，我想大概是这样的。到美国之后，我得到了一个机会，我是拉开距离来看中国的生活，当我刚来得及看到的时候，只看到一片陌生的情景。距离使往日熟悉的生活变陌生了，而我又不能适应这个眼光，于是便困惑起来。后来，慢慢的，适应了。再度看清了。在距离之外将陌生的又重新熟悉起来。于是，又能写了……
《三生影像》 郭衣洞和柏杨(1)
郭衣洞和柏杨，1984
我先认识郭衣洞。
《自由中国》半月刊，1949年11月在台湾创刊，雷震对编辑委员会的组成，可说煞费苦心，包括当时从大陆去台湾的各方有代表性的人士，如思想激进的殷海光，温和稳健的北大教授毛子水，开明的国民党教育部门长杭立武，还有早在30年代和施蛰存同办现代杂志的戴杜衡，也就是为艺术自由而笔战的苏汶，他在《第三种人的出路──论作家的不自由》一文中语重心长地说：……永远的沉默，长期的搁笔，确实，有一部分作家是在那儿“静待”自我的没落了……
《自由中国》最初的文艺版，只有调剂的作用，冲和严肃的政论文章，雷先生那时似乎也不重视。他和大陆到台湾的国民党文人还有来往，收到他们的小说或散文，也就顺手登了。应凤凰在90年代所写《自由中国》《文友通讯》作家群与50年代台湾文学史中，特别着重写到《自由中国》的文艺作品：
十年中只有创刊之初的这段时期，文学作品的“反共”意识形态最为浓厚，刊的几乎是清一色，单刀直入的反共小说，艺术技巧比较低。撇开意识形态不谈，创刊后至1952年底，即最前面的三年余总共（七卷）75期，整个文学的质与量，也是前中后三期中成绩最差的，这种情况可能与此一时期还没有一个专职的文艺主编有关。聂华苓是在《自由中国》工作了一两年之后，有一天雷震在报纸上看到她居然也能“写文章”，才跑去请她改当编辑，“特别负责文艺稿”的。……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