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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份,周诚开始放寒假。

  这意味着我要离开地下室到小公寓里照顾他。

  不过在临走前脚腕要戴上一根链子,这是条小型自爆器,任何机器都检测不出来,靠一枚感应片控制。

  在前两年我尝试过逃跑然后报警,但没有证据,被警察当做胡闹。

  那时候我不知道周安原名叫周成力,也不知道周安早就由黑转白,名下资产洗得一干二净。

  警局让我打电话给家人,我一遍遍告诉他们,我已经没有父母,我父母已经被毒贩杀害,恳请他们救救我。

  但不出一刻钟,周安的手下便出现在警局,并出示我的户口本、身份证。

  凭周安的实力,随便假造一个身份简直轻而易举,他们以先天早产所以精神不正常为由带走我,并保证带回去后好好管教不再给社会添麻烦。

  所谓的管教,就是非人的折磨。

  之后周安为了防止我再多生事端,花重金从国外买了这条自爆器回来,像栓狗一样栓着我。

  其实再多想想就知道,警察怎么可能会把这种事当成胡闹,大胆猜测一点,不过是警局里渗透有周安的人罢了,不然当年收网行动的时候,父亲身份怎么会那么巧暴露,周诚又为什么能在北城警察眼皮底子下正常上学。

  我也想过拉周诚一起同归于尽,但每次看到那张脸都会心软,相反,心里还会产生同情,甚至依赖。

  在心理学上这是个病,叫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多年的囚禁与折磨就像蛀虫,把我的正常思想蛀空,仿佛我就该如此,有些东西已经离现实很远很远,远到遗忘,我几乎都忘了自己还是一个人。

  我不能离开公寓,平时的生活用品跟饭菜由八脸安排手下送过来,我再进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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