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8章（1 / 2）
[19] C. G. Nicol， Story of Two Campaigns： Official War History of the Auckland Mounted Rifles Regiment， 1914–1919 （Auckland： Wilson and Horton， 1921）， 242–244.
[20] H. S. Gullett 和Chas. Barretted.， Australia in Palestine （Sydney： Angus ＆ Robertson， 1919）， 78. 参见同样感伤的诗“Old Horse o’ Mine，” in ibid.， 149.
[21] 澳新士兵最终于1919年夏季中旬乘船撤离。第一批新西兰部队于6月30日启程，其余部队于7月23日。
[22] 本人提供了一份关于战后安置的更为详尽的分析，见The Arabs： A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9；London： Allen Lane， 2009）第六章。另见Kristian Coates Ulrichsen， The First World War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Hurst and company， 2014）， 173–201.
[23] 埃及的和会代表，White Book： Collection of Offi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November 11， 1918 to July 14， 1919 （Paris： Privately printed， 1919）。
[24] 委员会报告提到，在巴勒斯坦收到共260封请愿，其中222封反对犹太复国运动，占总数的85%。他们称“这是该地区对任一观点所持的最大百分比”。“Recommendations of the King-Crane commission on Syria and Palestine， 28 August 1919，”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191–199.
[25] “Anglo-French Declaration， 7 November 1918，”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112.
[26] Al-Istiqlal newspaper， Najaf， 6 October 1920， cited in ｀Abd al-Razzaq al-Hasani， al-｀Iraq fi dawray al-ihtilal wa’l intidab [占领和委任统治：两个时代的伊拉克] （Sidon： al-｀Irfan 1935）， 117–118.
[27] Roula Khalaf引用了伊斯兰国的推特，题为“Colonial Powers Did Not Set the Middle East Ablaze，” Financial Times， 2014年6月29日。
致谢
本书的研究和撰写工作得益于英国社会科学院和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AHRC）的大力支持。在此，我对英国社会科学院与犹太难民协会授予我2011—2012年度“不列颠感恩研究资助”（Thank-Offering to Britain Fellowship）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还要感谢AHRC授予我2012—2013年度“高级研究资助”。
与我的上一本书《阿拉伯人》一样，此次我也从牛津大学杰出的中东研究团体那里收获了许多知识和鼓励。最初，我将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通过演讲分享给了我在牛津大学的学生，我对他们的积极反馈表示感谢。另外，我也要感谢我在中东中心的同事Walter Armbrust，Celia Kerslake，Laurent Mignon，Tariq Ramadan，Philip Robins，Avi Shlaim和 Michael Willis。
知道我的研究兴趣后，许多朋友、家人和同事都与我分享了相关的书籍和文献，极大地推动了本书的撰写工作。在此，我感谢Toufoul Abou-Hodeib与Adam Mestyan提供了许多关于叙利亚战争的文献；感谢Ali Allawi指导我查询美索不达米亚战争的相关资料；感谢Yoav Alon和Fayez al-Tarawneh提供了关于阿拉伯起义的相关回忆录；还有Tui Clark为我提供了新西兰方面关于奥斯曼帝国战线的相关著作。此外，Jill（汉密尔顿公爵夫人）向我开放了她的私人图书馆，以及她本人关于澳新和英国部队在中东的杰出研究。Henry Laurens慷慨地为我提供了一份由多明我会神父Antonin Jaussen整理的法国情报记录的誊写本。Margaret MacMillan在撰写她自己关于一战的精彩著作—《终结和平的战争》（The War that Ended Peace）时，与我分享了她找到的每一篇有关奥斯曼帝国战事的文章。Martin Bunton和Hussein Omar为我提供了关于埃及对英国战事贡献的宝贵资料。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母亲Margaret Rogan，感谢她调查了我外祖母的兄弟—John McDonald的生平，以及他在加里波利的事迹。
在搜寻一战土耳其老兵的战争日记时，我有幸能与两位学习奥斯曼帝国历史的牛津大学高材生—Djene Bajalan和Kerem Tinaz共事。如今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土耳其士兵和军官的回忆录越来越多，为获得这些回忆录，他们找遍了伊斯坦布尔的书店。Djene协助了本书前两章的研究内容，Kerem则为第三章到第十三章的研究内容作出了贡献。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不可能写就此书。
档案管理员和图书馆员对历史研究的成败也息息相关。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中东中心图书馆员Mastan Ebtehaj，以及中东中心档案管理员Debbie Usher，感谢他们的大力协助。我还要感谢马里兰州大学公园市（College Park）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管理人员；在整修期间仍对读者开放的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还有新西兰惠灵顿亚历山大·特恩布尔图书馆的档案员—他们的效率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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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H. S. Gullett 和Chas. Barretted.， Australia in Palestine （Sydney： Angus ＆ Robertson， 1919）， 78. 参见同样感伤的诗“Old Horse o’ Mine，” in ibid.， 149.
[21] 澳新士兵最终于1919年夏季中旬乘船撤离。第一批新西兰部队于6月30日启程，其余部队于7月23日。
[22] 本人提供了一份关于战后安置的更为详尽的分析，见The Arabs： A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9；London： Allen Lane， 2009）第六章。另见Kristian Coates Ulrichsen， The First World War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Hurst and company， 2014）， 173–201.
[23] 埃及的和会代表，White Book： Collection of Offi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November 11， 1918 to July 14， 1919 （Paris： Privately printed， 1919）。
[24] 委员会报告提到，在巴勒斯坦收到共260封请愿，其中222封反对犹太复国运动，占总数的85%。他们称“这是该地区对任一观点所持的最大百分比”。“Recommendations of the King-Crane commission on Syria and Palestine， 28 August 1919，”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191–199.
[25] “Anglo-French Declaration， 7 November 1918，”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112.
[26] Al-Istiqlal newspaper， Najaf， 6 October 1920， cited in ｀Abd al-Razzaq al-Hasani， al-｀Iraq fi dawray al-ihtilal wa’l intidab [占领和委任统治：两个时代的伊拉克] （Sidon： al-｀Irfan 1935）， 117–118.
[27] Roula Khalaf引用了伊斯兰国的推特，题为“Colonial Powers Did Not Set the Middle East Ablaze，” Financial Times， 2014年6月29日。
致谢
本书的研究和撰写工作得益于英国社会科学院和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AHRC）的大力支持。在此，我对英国社会科学院与犹太难民协会授予我2011—2012年度“不列颠感恩研究资助”（Thank-Offering to Britain Fellowship）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还要感谢AHRC授予我2012—2013年度“高级研究资助”。
与我的上一本书《阿拉伯人》一样，此次我也从牛津大学杰出的中东研究团体那里收获了许多知识和鼓励。最初，我将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通过演讲分享给了我在牛津大学的学生，我对他们的积极反馈表示感谢。另外，我也要感谢我在中东中心的同事Walter Armbrust，Celia Kerslake，Laurent Mignon，Tariq Ramadan，Philip Robins，Avi Shlaim和 Michael Willis。
知道我的研究兴趣后，许多朋友、家人和同事都与我分享了相关的书籍和文献，极大地推动了本书的撰写工作。在此，我感谢Toufoul Abou-Hodeib与Adam Mestyan提供了许多关于叙利亚战争的文献；感谢Ali Allawi指导我查询美索不达米亚战争的相关资料；感谢Yoav Alon和Fayez al-Tarawneh提供了关于阿拉伯起义的相关回忆录；还有Tui Clark为我提供了新西兰方面关于奥斯曼帝国战线的相关著作。此外，Jill（汉密尔顿公爵夫人）向我开放了她的私人图书馆，以及她本人关于澳新和英国部队在中东的杰出研究。Henry Laurens慷慨地为我提供了一份由多明我会神父Antonin Jaussen整理的法国情报记录的誊写本。Margaret MacMillan在撰写她自己关于一战的精彩著作—《终结和平的战争》（The War that Ended Peace）时，与我分享了她找到的每一篇有关奥斯曼帝国战事的文章。Martin Bunton和Hussein Omar为我提供了关于埃及对英国战事贡献的宝贵资料。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母亲Margaret Rogan，感谢她调查了我外祖母的兄弟—John McDonald的生平，以及他在加里波利的事迹。
在搜寻一战土耳其老兵的战争日记时，我有幸能与两位学习奥斯曼帝国历史的牛津大学高材生—Djene Bajalan和Kerem Tinaz共事。如今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土耳其士兵和军官的回忆录越来越多，为获得这些回忆录，他们找遍了伊斯坦布尔的书店。Djene协助了本书前两章的研究内容，Kerem则为第三章到第十三章的研究内容作出了贡献。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不可能写就此书。
档案管理员和图书馆员对历史研究的成败也息息相关。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中东中心图书馆员Mastan Ebtehaj，以及中东中心档案管理员Debbie Usher，感谢他们的大力协助。我还要感谢马里兰州大学公园市（College Park）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管理人员；在整修期间仍对读者开放的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还有新西兰惠灵顿亚历山大·特恩布尔图书馆的档案员—他们的效率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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