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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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以后,敌人不押我们外出干活了,又把我们运回了集中营。大家本来准备趁这天干活时掩护我逃出去,结果打乱了计划……’娜塔莎说:

  “我五岁那会儿根本不懂诗歌,可是达莎姑姑非要教我祈祷不可。我就成天为爸爸妈妈祷告,保佑他们活下来。这种。生怕失去妈妈的恐惧心理,我保留至今。我现在每天早晨都要给妈妈挂电话,我必须跟她说上两句话:‘你感觉怎么样?好吗?’‘嗯,很好……’我这才把电话听筒搁下,开始自己的一天。”

  “天天如此吗?”

  “要是我没打电话,或者妈妈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会一整天心神不定,慌得两只手都不知放在哪儿才好。晚上睡觉之前,我还要打电话给她。虽然我现在已经四十多岁了,我仍然每天要亲耳听听妈妈的声音,哪怕是一两句话。”

  “您常常到妈妈那儿去吗?”

  “每天都去,如果我不在医院值班的话。我是儿科精神病医生。跟妈妈一样,我当上了大夫。我丈夫无法理解我为什么总是慌里慌张,早先他还委屈过、嫉妒过,现在他认可了。他看到,这并不是什么怪癖,而是我不得不如此。

  “我从小就渴望当医生,但我不能当外科医生。我例不怕见血,而是怕给活人动刀。因为那总使我联想到我在战争期见的所见所闻:那些伤口,还有被狼狗活活撕碎了的人……我们在大学里上实习课,这对我实在是极大的困难……”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三日,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卡希契金娜被装进女囚专列运往英吉利海峡边上的克罗泽集中营为法西斯干苦役。三月十八日,巴黎公社纪念日那天,法国人组织了越狱。她逃了出去,参加了“马基”(二次大战时法国抵抗运动游击队.——译者注)。

  “那些日子留给我的纪念,是受伤的脊椎和一枚法国‘战斗十字勋章’。我经历的事情太多了,以致于战后什么都不愿意去回忆。所以有很多细节忘记了。几十年来,我反复强迫自己:‘忘掉它!忘掉它!’“只有一件事我不愿忘掉,那就是从法国回来,踏上祖国土地上的第一站……我们当时全都跳出了车厢,吻着土地,把泥土捧在怀里……”

  过了几天,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突然打电话给我:

  “我刚刚回到家里。我找到那个地方去了……什么地方?就是当年党卫军集中营所在地。这么多年,我连往那个方向看—看都害怕,如果偶尔必须到那片地区去,我就远远地绕着走……自从我们上次交谈以后——当时您问,现在那个地方究竟怎样了,我也暗暗想:‘那儿现在是什么样了?’我在那里就象喝醉了酒似地,游荡徘徊。一切的一切都想起来了:哪儿是过去的板棚,哪儿是过去的澡堂,哪儿是吊死人的绞架……如果您愿意,我可以和您一起再去一趟。那儿离地区中心不远,乘有轨或无轨电车都可以到……”

  于是,我们一块儿来到了当年的希洛卡雅大街。我看到了许多新建的公寓楼房,还有某设计院的长方形小楼房,一切都显得很平常,很普通,练毫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站在这里却流出了眼泪:

  “这儿的一切都是在白骨上建起来的呵,就在这下面躺着成千上万的人,我连他们的模样都记得……”

  后来我又得知,当年这座集中营的囚徒们曾经找到明斯克执委会,请求把集中营原址列为永久性纪念地,要竖纪念碑。要是在我们过去呆过的地方没有纪念物,谁能在这种土地上健康成长?我们应该记住这一切。

  “在明斯克还应当为无名的地下工作者竖立纪念碑,因为地下工作者大都是隐姓埋名的。不能因为他们死时没留姓名而被我们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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