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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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茨哈尔图博医院简陋的医疗设备挽救了我,求生的欲望挽救了我。活下来,活下来,——别无它求。我终于活了下来,象大家一样生活了。我在科学院中心图书馆工作了十四年。那真是快活的年月,的的确确。而现在,生活又没完没了地成了与疾病的斗争。无论怎么说,衰老,是很可恨的事情。还有疾病,还有独身。那辗转难眠的漫漫长夜啊……那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总做恶梦,每次醒来都吓出一身冷汗。我不记得安尼娅姓什么了……也不记得她是勃良斯克人,还是斯摩棱斯克人了。她是多么不愿意死啊!她常常用白白胖胖的手臂弯在脑后,透过窗棂向外面大喊:‘我——想——活!’我没法找到她的父母,无法向他们转达安尼娅的最后问候。我觉得,我欠着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务。”

  从基辅到波洛钦纳有几百公里的路途,可是我在这儿却听到了跟上面同样的东西。即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负疚感觉,特别是在回忆的时候。

  克拉拉·瓦西里耶夫娜·冈察洛娃(列兵,高射炮手)说:

  “战后我到一个村庄去征订公债。人们都在地窖里住着。我到了这里,村庄早就不存在了,人人都在地底下住着……一位妇女钻了出来,地穿的是什么衣服啊,简直不忍目睹。我钻进地窖,里面有三个孩子,全都饥饿不堪。那位妇女把孩子们撵到一个铺着干草的大石糟里。

  “她问我:

  “你是来征订公债的吗?’

  “我说是的。

  “她说:

  “‘我今天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只母鸡。我去问问邻居大婶是不是会买,昨天她问我来着。要是她买了,我就把钱给你。’“我现在说起这件事,还象有什么东西哽在喉咙里。那位妇女的丈夫在前线牺牲了,丢下三个孩子,家里一无听有,只剩下这只母鸡,她还要把它卖掉好向我交钱。我们那时征的是现金。她宁愿贡献出一切,只要能换来和平,只要能让她的孩子活下去。我不能再谈这种事儿了……虽然我是从前线过来的人,但我还是感到自己欠了这女人的债。我一直记得她的面孔,她那几个孩子……”

  面对那些小得可怜的土豆,面对这最后一只母鸡,我们在人性上所负的责任是多么重大啊。我本人负有责任,我们大家都负有责任。被她们所拯救的整个世界,都负有责任。

  第11章 “妈妈,爸爸——是什么?”

  关于身为母亲的女性,应该有个独立的故事,尽管我所听到和记下来的这些或许不能称之为故事。它们的确不是故事。或者说,不仅仅是故事和往事。这些都是活生生的感情,活生生的痛苦,活生生的记忆。尤其是当母亲本人来讲述,或人们回忆母亲的时候。

  我在柳鲍芙·伊戈列夫娜·鲁德柯夫斯卡雅(库图佐夫游击队明斯克第二支队女游击队员)的狭小住宅里听到,不就是—个敏感的、不肯愈合的创口吗?

  “我在逃跑,我们好些人都在跑。而我妈妈却在德寇冲锋枪手的看押下。她目送着我们跑掉……我隐约听见她的声音,她在叫喊。后来别人告诉我她喊的是什么,她喊:‘好啊,你穿上了白裙子、白鞋子,往后再不会有人替你换衣服了……’她以为我肯定会被打死,她高兴的是,我将穿着一身白衣服倒下……

  “那时十分寂静,不知怎么,敌人没有朝我们开枪。只有我妈妈叫喊的声音。也许敌人开枪了?反正我没听见。我只记得妈妈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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