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1 / 1）
二是国务卿鲍威尔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表达过对战争计划和拉姆斯菲尔德正在实施的军队改革计划的意见。鲍威尔惟一可能早就知道的是他感到伊拉克战争计划使用的兵力是否充足。这很难说是一场争论，很可能是发言人将自己的话带上了国务卿的帽子，那根本不是什么“鲍威尔学说”。
此外，国务卿鲍威尔在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时曾协助开创许多美国军事技战术的改革，使海湾战争胜利成为可能。他支持1991年的战争计划，那是划时代的创新。在冷战结束后他曾帮助美国进行主要军事力量的削减，这都表明他是支持革新的，并不是一个固执地坚持教条的人。
第三是伊拉克战争不可能用拉姆斯菲尔德寻求的那种军事革新的方式来打。这种军事革新还没有在来年的防卫计划中正式宣布，它只能等2004财政年度的防卫预算的资助下才正式开始实施。这种拉姆斯菲尔德寻求的改革后的军事力量至少要5-7年才能形成。
第四是美国空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军都有改革考虑，还没有具体的学说和长期力量改革计划，只能是服从或反对拉姆斯菲尔德尚未确定的军队改革计划。
第五，当把“鲍威尔学说”讨论的一些内容与美国军队的领导人的观点相联系看，军队的计划是最空洞的。美国陆军打击旅——陆军首先努力使其更轻型化、更易于部署——并没有完全准备使用在伊拉克战争。此外，他们主要用于打击的对象不是伊拉克共和国卫队重型坦克部队，而且与任何“鲍威尔学说”和精确打击力量无关。
迄今为止，美国军队远没有能够为其未来战斗系统清楚地制订一个军队方案，未来作战系统还在提出无尽的要点和具体军种、设备、费用。甚至根据军方自己提出的，更宽的概念的军队改革方案直到2010-2020年的某个未确定的时间才能实施。
围绕关于“战争新样式”争论的问题和任何主要军种计划决策都是非常严肃的。围绕个人学说没有任何具体争论，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国务卿鲍威尔都没有为个人目的公开发表相互对立的意见。
最后，还有更重要的讨论需要美国战略和防卫计划的制订者参加。美国武器在发展战争新样式方面的成功，并且赢得了伊拉克战争的胜利，没有借口说是任何形式的 “胜利主义”。美国还是易受不对称战争和恐怖主义的攻击。那些成功发展的国家没有很好的答案，先发制人的攻击或“首次攻击”能够引起可怕的地区冲突。
任何胜利的定义都无法忽略战争对人类生命的摧残，对财、物的消耗。它也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就是伊拉克是一个有着各种缺陷的国家，美国现在根本无法确定世界上未来的面对的对手是否和伊拉克同样虚弱。
美国在未来任何一场与北朝鲜或俄国、中国对抗的战争都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美国有能力发动和赢得战争的胜利绝非是靠较量通过国家建设和和平调解赢得和平的能力。它“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是主要依靠地区联盟网和坚持全球政治支持的良好平衡。
围绕伊拉克战争还有一个不确定的批评，就是实际上是如何选择战争方式的，制裁和裁军早就对付萨达姆·侯赛因了。在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发出的威胁看起来好像并不那么紧迫，从已发现的资料还不清楚伊拉克成功地保留了多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种潜在的威胁迫使美英不得不对其发动战争。萨达姆·侯塞因的专政、侵略和武器扩散有很长的历史，可以很好地证明伊拉克战争的正义性，但是战争发动的时机证明还是有些随意了。
美国战争能力的发展也并不意味着美国能漫无目的地寻找敌人，或放弃寻求建设更强大的国际机构和使用外交而非武力。美国可能有能力推翻一系列实力不强而令人反感的领导，但是“能”绝不是“必须”或“应该”的同义词。正如克劳塞维茨讲到的：
“首先，政治家和指挥官必须要认清他们所进行的战争的种类，既不能误解战争种类也不能将其转化成其它的东西，这是影响最深远的判断行为。这是战略问题之首。”
美国必须赢得全世界的信任，以巩固其联盟结构和避免建立一个敌对的军事、政治、经济联盟网。信任不是靠战争新样式而是靠正义和严谨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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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国务卿鲍威尔在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时曾协助开创许多美国军事技战术的改革，使海湾战争胜利成为可能。他支持1991年的战争计划，那是划时代的创新。在冷战结束后他曾帮助美国进行主要军事力量的削减，这都表明他是支持革新的，并不是一个固执地坚持教条的人。
第三是伊拉克战争不可能用拉姆斯菲尔德寻求的那种军事革新的方式来打。这种军事革新还没有在来年的防卫计划中正式宣布，它只能等2004财政年度的防卫预算的资助下才正式开始实施。这种拉姆斯菲尔德寻求的改革后的军事力量至少要5-7年才能形成。
第四是美国空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军都有改革考虑，还没有具体的学说和长期力量改革计划，只能是服从或反对拉姆斯菲尔德尚未确定的军队改革计划。
第五，当把“鲍威尔学说”讨论的一些内容与美国军队的领导人的观点相联系看，军队的计划是最空洞的。美国陆军打击旅——陆军首先努力使其更轻型化、更易于部署——并没有完全准备使用在伊拉克战争。此外，他们主要用于打击的对象不是伊拉克共和国卫队重型坦克部队，而且与任何“鲍威尔学说”和精确打击力量无关。
迄今为止，美国军队远没有能够为其未来战斗系统清楚地制订一个军队方案，未来作战系统还在提出无尽的要点和具体军种、设备、费用。甚至根据军方自己提出的，更宽的概念的军队改革方案直到2010-2020年的某个未确定的时间才能实施。
围绕关于“战争新样式”争论的问题和任何主要军种计划决策都是非常严肃的。围绕个人学说没有任何具体争论，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国务卿鲍威尔都没有为个人目的公开发表相互对立的意见。
最后，还有更重要的讨论需要美国战略和防卫计划的制订者参加。美国武器在发展战争新样式方面的成功，并且赢得了伊拉克战争的胜利，没有借口说是任何形式的 “胜利主义”。美国还是易受不对称战争和恐怖主义的攻击。那些成功发展的国家没有很好的答案，先发制人的攻击或“首次攻击”能够引起可怕的地区冲突。
任何胜利的定义都无法忽略战争对人类生命的摧残，对财、物的消耗。它也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就是伊拉克是一个有着各种缺陷的国家，美国现在根本无法确定世界上未来的面对的对手是否和伊拉克同样虚弱。
美国在未来任何一场与北朝鲜或俄国、中国对抗的战争都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美国有能力发动和赢得战争的胜利绝非是靠较量通过国家建设和和平调解赢得和平的能力。它“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是主要依靠地区联盟网和坚持全球政治支持的良好平衡。
围绕伊拉克战争还有一个不确定的批评，就是实际上是如何选择战争方式的，制裁和裁军早就对付萨达姆·侯赛因了。在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发出的威胁看起来好像并不那么紧迫，从已发现的资料还不清楚伊拉克成功地保留了多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种潜在的威胁迫使美英不得不对其发动战争。萨达姆·侯塞因的专政、侵略和武器扩散有很长的历史，可以很好地证明伊拉克战争的正义性，但是战争发动的时机证明还是有些随意了。
美国战争能力的发展也并不意味着美国能漫无目的地寻找敌人，或放弃寻求建设更强大的国际机构和使用外交而非武力。美国可能有能力推翻一系列实力不强而令人反感的领导，但是“能”绝不是“必须”或“应该”的同义词。正如克劳塞维茨讲到的：
“首先，政治家和指挥官必须要认清他们所进行的战争的种类，既不能误解战争种类也不能将其转化成其它的东西，这是影响最深远的判断行为。这是战略问题之首。”
美国必须赢得全世界的信任，以巩固其联盟结构和避免建立一个敌对的军事、政治、经济联盟网。信任不是靠战争新样式而是靠正义和严谨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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