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1 / 2）
卡帕：自由属于人民(3)
1937年7月9日，卡帕的经纪人“火狐”塔罗写了这样的话：“我们都认识一些极优秀者，他们都在战场上死于非命。想到他们，就会产生荒诞的想法，觉得自己活在世上很不公平。”
卡帕去前线前把“火狐”交给加拿大志愿者泰德·艾伦，艾伦是白求恩输血队的指导员。艾伦一眼没看住，“火狐”塔罗就被飞驰而至的坦克撞倒，不治身死，时年26岁，埋在巴
黎拉雪兹神父墓地。正如那句古语：“真诚的爱情不仅是To find the right person,更是To be the right person。”卡帕从此没再结婚，可也没断女人，连英格丽·褒曼的求婚他也予以拒绝。他有才华、胆识、勇气和男人的野性，让女人心醉的同时，也很容易让她们心碎。
卡帕不停地酗酒，自责——“她跟我一起总是安全的，她会按照我的样子去做。”亲眼目睹“火狐”之死的艾伦更加自责，他1995年死于蒙特利尔，据艾伦的儿子诺尔曼·艾伦医生对外披露——父亲至死都在为卡帕的女人痛不欲生。
1937年卡帕出版了《西班牙内战》，扉页上赫然一行黑字：“献给塔罗，她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并留在了那里。”多年后，卡帕出版自传体小说《焦点不实》（Slightly Out Of Focus），文中随处可见“火狐”塔罗红发碧眼的魔鬼身材，没有这个妖精，就没有“卡帕”诞生。“火狐”之死让卡帕重新审视战争，战争不是简单的“正义对邪恶”的十字军行动，交战双方都有暴行，都有复杂的国际背景。
卡帕开始与记者乔治·奥威尔（Eric Arthur Blair，《1984》和《动物庄园》的作者）、赫伯特·马修斯（Herbert Marcuse，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为伍，逐渐成为最具客观精神的战地记者，于是双目中总流露出一股使坏的眼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贝克的第二任妻子伊伦娜说：“卡帕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男人。”
1995年，西班牙文化部长埃斯帕兰萨高度评价卡帕拍摄的《士兵之死》：“那是一个大众的偶像……展现了视觉力量，与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不相上下。”英国学者卡罗琳认为：“卡帕表现了战场死亡的英雄情结、悲剧气质，强调超越集体的个人价值。”海明威第N任妻子玛莎·格尔霍恩也说：“西班牙是所有自由人与专政独裁作对，与国家社会主义作对，与希特勒的仿效者正在实践的不道德思想作对。卡帕从不摸枪，他指望用照片向人讲述，到底什么东西才值得奋斗。”
37岁的海明威躲在一把棕色胡子后面，对玛莎·格尔霍恩崇拜卡帕十分嫉妒，同时对卡帕的过人胆识、自贬性幽默又十分赞赏，一上来就认卡帕当儿子。我十分理解老爹枪林弹雨邂逅卡帕的惊喜之情。
在我的记者生涯中，经常遇见关键人物，这些人的生活世界十分伟大。我常和他们一起吃饭，每当就热门话题交流看法时，我都希望儿子亚述能和我一起聆听。老丘吉尔对小丘吉尔一生的影响非常巨大，丘吉尔多次回忆：“一个男孩需要的就是跟在父亲身后学习觅食。”每当我无法见到我的儿子亚述时，都油然产生老爹的冲动，想冲到大街上认个卡帕。
卡帕在《焦点不实》中这样回忆：“我和老爹1937年在西班牙相识，我们都是反对极权的自由派。我是刚出道的自由摄影师，老爹是声震四海的著名作家。他自己绰号‘老爹’，而我很快就认他作干爸爸。在那期间，他多次履行父亲的责任……最终他很高兴地发现他的儿子已经不再缺现金。”
四、卡帕惟一会说的汉语是“Bu Zhun Pai（不准拍）！”
1938年1月，为了帮卡帕摆脱丧妻的悲伤，拍摄《西班牙大地》的荷兰导演伊文斯、“摄爷”费恩豪特邀请卡帕到中国拍摄《四万万人》。和他们同往中国的还有英国作家W·H·奥登、克利斯托弗·伊舍伍德，他们听到卡帕不停地用法语大喊大叫，整天泡吧，与史沫特莱、斯诺喝杜松子酒和廉价威士忌。
卡帕：自由属于人民(4)
1938年5月23日，宋美龄的好友、《生活》老板鲁斯刊发卡帕的战地通讯：“历史上有许多转折点——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名——台儿庄。”史迪威在日记里称赞卡帕“是一个相当勇敢的好小伙子”，从一个战场到下一个战场，每次撤退他都走在最后，充当“最后的挖沟人”。世界通过卡帕看到日军蹂躏的中国，“儿童肚子鼓胀着；躺在血污中的孕妇；日军逼迫平民为自己掘坑；皇军用中国活人练刺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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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9日，卡帕的经纪人“火狐”塔罗写了这样的话：“我们都认识一些极优秀者，他们都在战场上死于非命。想到他们，就会产生荒诞的想法，觉得自己活在世上很不公平。”
卡帕去前线前把“火狐”交给加拿大志愿者泰德·艾伦，艾伦是白求恩输血队的指导员。艾伦一眼没看住，“火狐”塔罗就被飞驰而至的坦克撞倒，不治身死，时年26岁，埋在巴
黎拉雪兹神父墓地。正如那句古语：“真诚的爱情不仅是To find the right person,更是To be the right person。”卡帕从此没再结婚，可也没断女人，连英格丽·褒曼的求婚他也予以拒绝。他有才华、胆识、勇气和男人的野性，让女人心醉的同时，也很容易让她们心碎。
卡帕不停地酗酒，自责——“她跟我一起总是安全的，她会按照我的样子去做。”亲眼目睹“火狐”之死的艾伦更加自责，他1995年死于蒙特利尔，据艾伦的儿子诺尔曼·艾伦医生对外披露——父亲至死都在为卡帕的女人痛不欲生。
1937年卡帕出版了《西班牙内战》，扉页上赫然一行黑字：“献给塔罗，她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并留在了那里。”多年后，卡帕出版自传体小说《焦点不实》（Slightly Out Of Focus），文中随处可见“火狐”塔罗红发碧眼的魔鬼身材，没有这个妖精，就没有“卡帕”诞生。“火狐”之死让卡帕重新审视战争，战争不是简单的“正义对邪恶”的十字军行动，交战双方都有暴行，都有复杂的国际背景。
卡帕开始与记者乔治·奥威尔（Eric Arthur Blair，《1984》和《动物庄园》的作者）、赫伯特·马修斯（Herbert Marcuse，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为伍，逐渐成为最具客观精神的战地记者，于是双目中总流露出一股使坏的眼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贝克的第二任妻子伊伦娜说：“卡帕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男人。”
1995年，西班牙文化部长埃斯帕兰萨高度评价卡帕拍摄的《士兵之死》：“那是一个大众的偶像……展现了视觉力量，与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不相上下。”英国学者卡罗琳认为：“卡帕表现了战场死亡的英雄情结、悲剧气质，强调超越集体的个人价值。”海明威第N任妻子玛莎·格尔霍恩也说：“西班牙是所有自由人与专政独裁作对，与国家社会主义作对，与希特勒的仿效者正在实践的不道德思想作对。卡帕从不摸枪，他指望用照片向人讲述，到底什么东西才值得奋斗。”
37岁的海明威躲在一把棕色胡子后面，对玛莎·格尔霍恩崇拜卡帕十分嫉妒，同时对卡帕的过人胆识、自贬性幽默又十分赞赏，一上来就认卡帕当儿子。我十分理解老爹枪林弹雨邂逅卡帕的惊喜之情。
在我的记者生涯中，经常遇见关键人物，这些人的生活世界十分伟大。我常和他们一起吃饭，每当就热门话题交流看法时，我都希望儿子亚述能和我一起聆听。老丘吉尔对小丘吉尔一生的影响非常巨大，丘吉尔多次回忆：“一个男孩需要的就是跟在父亲身后学习觅食。”每当我无法见到我的儿子亚述时，都油然产生老爹的冲动，想冲到大街上认个卡帕。
卡帕在《焦点不实》中这样回忆：“我和老爹1937年在西班牙相识，我们都是反对极权的自由派。我是刚出道的自由摄影师，老爹是声震四海的著名作家。他自己绰号‘老爹’，而我很快就认他作干爸爸。在那期间，他多次履行父亲的责任……最终他很高兴地发现他的儿子已经不再缺现金。”
四、卡帕惟一会说的汉语是“Bu Zhun Pai（不准拍）！”
1938年1月，为了帮卡帕摆脱丧妻的悲伤，拍摄《西班牙大地》的荷兰导演伊文斯、“摄爷”费恩豪特邀请卡帕到中国拍摄《四万万人》。和他们同往中国的还有英国作家W·H·奥登、克利斯托弗·伊舍伍德，他们听到卡帕不停地用法语大喊大叫，整天泡吧，与史沫特莱、斯诺喝杜松子酒和廉价威士忌。
卡帕：自由属于人民(4)
1938年5月23日，宋美龄的好友、《生活》老板鲁斯刊发卡帕的战地通讯：“历史上有许多转折点——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名——台儿庄。”史迪威在日记里称赞卡帕“是一个相当勇敢的好小伙子”，从一个战场到下一个战场，每次撤退他都走在最后，充当“最后的挖沟人”。世界通过卡帕看到日军蹂躏的中国，“儿童肚子鼓胀着；躺在血污中的孕妇；日军逼迫平民为自己掘坑；皇军用中国活人练刺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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