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1 / 2）
答问录（1）
问1：作为一位资深的管理顾问和畅销书作者，您拥有许多挣钱的商业机会。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动机让您放弃一切，毅然走上充满坎坷和艰辛的三国之旅呢？一路上是否有企业为您提供赞助？您都有过哪些有意思的经历？这次旅行是否实现了您最初设定的目的？
我对历史向来有很深厚的兴趣。中国有一句老话：“以史为鉴。”就像一面镜子似的，历史不仅映现了人类的生命成长之道，也向学者们给出了管理智慧的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其实就是管理学所研究的案例，无论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还是一个企业的历史。这次“千里走三国”，一方面是为了寻找历史的真相，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寻找管理学的答案。
尽管我们处在一个纸醉金迷的商业社会，但我坚持认为，相对于挣钱而言，求知是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没有任何企业为我提供赞助，所有的花费都是我自己付出的。这件事情值得我为它付出。诚如您刚才所猜测的，我经历过一些坎坷和艰辛，当我回想这些经历的时候，它们却是那样地令人感慨和有意思。
有两个原因让我决心放下一切，开始漫长的旅行。今年12月19日是赤壁大战1800周年纪念日，我希望写作一部新的作品献给这个特别的日子。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也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我对我的老师和编辑郭良原先生做出了承诺。于是，过完2008年的春节以后，在元宵节的前一天动身，一直走到中秋节，经过整整7个月的时间，终于如期完成旅行计划和写作任务。
问2：您的治学路径与许多同时代的学者有很大的差异性。在您的这部作品中，您以管理学的视野，对三国时期的社会文化做了在很多细节上的反思和评述，让我们看到曹操、刘备、关羽和诸葛亮的另一种形象。您为什么要这样做？作为一名畅销书作者，您是否想过要在追求真理和讨好公众之间寻找某种平衡？
不仅仅是治学的路径，更重要的是治学的态度。对于我来说，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做一个真实的人。真实是做人的第一原则，否则我们就只能虚假地活着，并且错过我们的人生。真实也是做学问的第一原则，否则我们就只能建立起许多虚假的理论，却无法对症下药地解决问题。
只有纯洁的心灵才能懂得什么是真实。然而，世俗的灰尘会玷污我们的心灵。就像透过一扇布满灰尘的窗户，我们也能看到真实，但真实已经被染上肮脏的色调，甚至被扭曲了。我们需要把窗户擦干净，或者干脆把窗户打开。
其次，面对真实并不是容易的事。有时候，只有少数人能够保持自己的良知，只有少数人能够知道事情的真相。于是你就面临选择，是坚信自己，还是追随世俗的社会？这就需要有独立的人格，乃至于莫大的勇气。
答问录（2）
做人是这样，做学问也是这样。就像我现在研究三国文化，就面临这样的选择。我不知道我所看到的曹操、刘备、关羽和诸葛亮是不是真实，但所有对于真实的怀疑都会导向我的自省。我会问我自己：“我真的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吗？” 人只能通过自己的良知到达真实。如果我的良知没有问题，那么真实就没有问题。
人活着就是为了发现真理，其余的不过是形形色色的寻找与迷惑。比起讨好公众来说，追求真理无疑更有意义。我不需要在追求真理和讨好公众之间寻找平衡。我愿意和每一位读者分享我的发现，但我不会为了赢得公众的好感而讨好他们。我是那样地爱着生活，爱着人类，可是爱与讨好并不是同一回事。
问3：从《水煮三国》到《管理三国志》，再到这部《千里走三国》，您一直都在从管理学的路径看历史，从历史学的路径谈管理。那么，这三部作品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异？像您这样不辞辛劳地千里走三国，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资费，您认为值得吗？
《水煮三国》2003年初版，而后畅销于海内外，至今已整整五年。我便一“煮”成名，就像《细说三国》的黎东方先生当年所说那样：“用和平的方法翻了身。”我不再是一个追赶电梯的上班族，也不再从事卖弄聪明的管理咨询工作。因为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财务自由，我能够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或者外出讲学，或者回家写作，同时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去读我喜欢的书。
与此同时，我也常常为《水煮三国》中那些精彩却失于轻佻的论述而惶恐不安。我的语言是灿烂而有机锋的，我也很善于嘲笑现代管理学遇到的问题，可是在那些语言和问题的后面，能够找到最终的答案吗？惶恐之余，便发了一个宏愿，要认真研读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管理智慧，作为改过自新的证明。我开始试图从“用人文历史来诠释管理”的写作方式，走向“用人文历史来研究管理”的求学方式。于是就产生了《水煮三国》之后的几部论著，其中就有《管理三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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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1：作为一位资深的管理顾问和畅销书作者，您拥有许多挣钱的商业机会。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动机让您放弃一切，毅然走上充满坎坷和艰辛的三国之旅呢？一路上是否有企业为您提供赞助？您都有过哪些有意思的经历？这次旅行是否实现了您最初设定的目的？
我对历史向来有很深厚的兴趣。中国有一句老话：“以史为鉴。”就像一面镜子似的，历史不仅映现了人类的生命成长之道，也向学者们给出了管理智慧的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其实就是管理学所研究的案例，无论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还是一个企业的历史。这次“千里走三国”，一方面是为了寻找历史的真相，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寻找管理学的答案。
尽管我们处在一个纸醉金迷的商业社会，但我坚持认为，相对于挣钱而言，求知是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没有任何企业为我提供赞助，所有的花费都是我自己付出的。这件事情值得我为它付出。诚如您刚才所猜测的，我经历过一些坎坷和艰辛，当我回想这些经历的时候，它们却是那样地令人感慨和有意思。
有两个原因让我决心放下一切，开始漫长的旅行。今年12月19日是赤壁大战1800周年纪念日，我希望写作一部新的作品献给这个特别的日子。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也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我对我的老师和编辑郭良原先生做出了承诺。于是，过完2008年的春节以后，在元宵节的前一天动身，一直走到中秋节，经过整整7个月的时间，终于如期完成旅行计划和写作任务。
问2：您的治学路径与许多同时代的学者有很大的差异性。在您的这部作品中，您以管理学的视野，对三国时期的社会文化做了在很多细节上的反思和评述，让我们看到曹操、刘备、关羽和诸葛亮的另一种形象。您为什么要这样做？作为一名畅销书作者，您是否想过要在追求真理和讨好公众之间寻找某种平衡？
不仅仅是治学的路径，更重要的是治学的态度。对于我来说，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做一个真实的人。真实是做人的第一原则，否则我们就只能虚假地活着，并且错过我们的人生。真实也是做学问的第一原则，否则我们就只能建立起许多虚假的理论，却无法对症下药地解决问题。
只有纯洁的心灵才能懂得什么是真实。然而，世俗的灰尘会玷污我们的心灵。就像透过一扇布满灰尘的窗户，我们也能看到真实，但真实已经被染上肮脏的色调，甚至被扭曲了。我们需要把窗户擦干净，或者干脆把窗户打开。
其次，面对真实并不是容易的事。有时候，只有少数人能够保持自己的良知，只有少数人能够知道事情的真相。于是你就面临选择，是坚信自己，还是追随世俗的社会？这就需要有独立的人格，乃至于莫大的勇气。
答问录（2）
做人是这样，做学问也是这样。就像我现在研究三国文化，就面临这样的选择。我不知道我所看到的曹操、刘备、关羽和诸葛亮是不是真实，但所有对于真实的怀疑都会导向我的自省。我会问我自己：“我真的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吗？” 人只能通过自己的良知到达真实。如果我的良知没有问题，那么真实就没有问题。
人活着就是为了发现真理，其余的不过是形形色色的寻找与迷惑。比起讨好公众来说，追求真理无疑更有意义。我不需要在追求真理和讨好公众之间寻找平衡。我愿意和每一位读者分享我的发现，但我不会为了赢得公众的好感而讨好他们。我是那样地爱着生活，爱着人类，可是爱与讨好并不是同一回事。
问3：从《水煮三国》到《管理三国志》，再到这部《千里走三国》，您一直都在从管理学的路径看历史，从历史学的路径谈管理。那么，这三部作品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异？像您这样不辞辛劳地千里走三国，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资费，您认为值得吗？
《水煮三国》2003年初版，而后畅销于海内外，至今已整整五年。我便一“煮”成名，就像《细说三国》的黎东方先生当年所说那样：“用和平的方法翻了身。”我不再是一个追赶电梯的上班族，也不再从事卖弄聪明的管理咨询工作。因为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财务自由，我能够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或者外出讲学，或者回家写作，同时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去读我喜欢的书。
与此同时，我也常常为《水煮三国》中那些精彩却失于轻佻的论述而惶恐不安。我的语言是灿烂而有机锋的，我也很善于嘲笑现代管理学遇到的问题，可是在那些语言和问题的后面，能够找到最终的答案吗？惶恐之余，便发了一个宏愿，要认真研读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管理智慧，作为改过自新的证明。我开始试图从“用人文历史来诠释管理”的写作方式，走向“用人文历史来研究管理”的求学方式。于是就产生了《水煮三国》之后的几部论著，其中就有《管理三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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