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0章（1 / 1）
周南陔似乎认为陈其美撤离上海前应该将应夔丞处决，但陈其美的决定其实才是最明智的。如前所述，宋教仁被刺后，一直有一股舆论，将陈其美视为幕后主使，倘若陈其美将应夔丞放走，则他必将被人视为应的同谋；倘若他将应夔丞处死，则他又将被人视为杀人灭口，从而坐实主使之名。因此，对陈其美而言，最好的选择，还是将应夔丞留给法庭审讯，这样还有望水落石出。只是，陈其美没有料到，应夔丞会乘乱越狱逃走，而陈其美也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再也顾不上应夔丞其人了。
倘若陈其美知道应夔丞及其党徒曾在幕后陷害自己，或许他会在离开上海前出于愤激而将其处死。幸好他不知道，这使他能够理性地对待已在狱中的应夔丞，从而留下通过法庭厘清案情的一线希望。但历史是残酷的，陈其美当时不可能料到应夔丞会乘乱逃走，更不可能料到1914年1月19日应夔丞会在由北京通往天津的火车上被袁派人刺死。又过了两年多，陈其美也被人刺杀，于是，他的冤屈就只能由后人来洗清了。好在我们对旧的史料有了更准确的解释，同时又有新的史料发现，陈其美的冤屈可以大白了。
六 今人之秕言
梳理陈其美主谋杀宋说的来龙去脉，不难看出这是一种完完全全的谬说，是由袁世凯一方、应夔丞及其党徒，以及支持政府的《国报》等共同罗织、构陷而成的子虚乌有的罪名，而后又经袁世凯之子袁克文于《辛丙秘苑》杜撰情节，从而为一些不明内情者所信。袁世凯一方构陷陈其美的目的，是应对“刺宋案”发生后国民党对政府的攻击；应夔丞及其党徒陷害陈其美的目的，是讨好政府，从而寻找机会脱罪；袁克文杜撰情节的目的，则是要证明其父并非杀宋幕后主使。由于各方动机不纯，各种所谓陈其美主谋杀宋的“证据”，极尽猜测、虚构之能事，完全与事实不符。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陈其美侄子陈立夫、陈果夫兄弟成为CC系首脑。陈其美主谋杀宋本来就是谬说，在CC系势力影响之下，自然更无人敢再主张其说。1949年后，大陆学界对陈其美基本持正面评价，陈其美主谋杀宋说亦长期未见有人主张。然而，近年来，随着民国史研究走热，特别是宋案研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陈其美主谋杀宋说又开始为一些人所讨论。如思公的《晚清尽头是民国》、金满楼的《退潮的革命：宋教仁的1913》均认为袁世凯、赵秉钧、陈其美皆有嫌疑，而陈其美嫌疑似乎更大。[83]张华腾则放弃了过去主张的袁世凯主谋杀宋说，认为“袁克文揭发出宋教仁为陈其美主谋所杀是可信的”。[84]
尤应注意的是，张耀杰著《谁谋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声称陈其美就是“幕后操纵暗杀行动的第一嫌疑人”，应夔丞“在陈其美等人精心设计的暗杀阴谋中，只不过是用来嫁祸于中央政府的替罪羊”。而“应夔丞知道国务总理兼内务部总长赵秉钧害怕宋教仁抢夺他的位置，就通过内务部秘书洪述祖骗取来自赵秉钧的密电密信。当初的目的只是邀功请赏，没有想到这些密电密信刚好充当了嫁祸于人的文字证据”。[85]对照一下前引《辛丙秘苑》的记述，我们就会发现，张耀杰一书的核心观点，其实就是从袁克文杜撰的那个故事中来的，只不过将袁克文用文言文所述翻译成白话文而已。史料方面，至少有百分之九十的史料，该书作者不曾看过，而看过的史料当中，绝大部分又不能正确理解。
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本在内容和史料上均无可取的粗制滥造之作，却有袁伟时、王学泰、杨奎松等几位教授向读者大力推荐。袁伟时之言曰：“宋教仁案和接踵而至的‘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多年来史家都归罪于袁世凯。张耀杰先生以史家的敏锐，全面系统地梳理史料，用史实说话，解疑释惑，以全新的视角得出崭新的结论，不管人们是否同意他的结论，都不能不承认这部书不愧是20世纪中国研究的新收获。”王学泰则谓：“张耀杰《谁谋杀了宋教仁？》认为宋教仁是死于内斗，作惊天之论，但论述缜密，揭示出并不复杂的悬案内幕，从而让我们感受到片面宣传的效用和力量。片面宣传造成的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86]
如果说袁伟时、王学泰做出上述评价是因为他们对民国史缺乏研究的话，杨奎松教授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他对该书的评价理当最有分量。可惜的是，他对这段历史也很隔膜，他说：“张耀杰先生于蛛丝马迹中苦心爬梳，竟将百年宋案一举翻了过来。依据他的考证，谋刺者竟然是革命党自己！”杨奎松教授并试图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进一步证实张耀杰的观点，他说“其实宋教仁墓碑上于右任当年的题词，就已经曲笔透露了这一秘密”。碑文曰：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87]
杨奎松教授解释道：“‘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这十六个字不恰好反映出于右任为老友冤死而又不能直言的锥心之痛吗？当时国民党人已经把矛头指向了袁世凯手下的总理大臣，如果真是袁氏或北方所为，身为国民党人的于右任，又有什么不敢直笔而怕人戮的担忧呢？”[88] ↑返回顶部↑
倘若陈其美知道应夔丞及其党徒曾在幕后陷害自己，或许他会在离开上海前出于愤激而将其处死。幸好他不知道，这使他能够理性地对待已在狱中的应夔丞，从而留下通过法庭厘清案情的一线希望。但历史是残酷的，陈其美当时不可能料到应夔丞会乘乱逃走，更不可能料到1914年1月19日应夔丞会在由北京通往天津的火车上被袁派人刺死。又过了两年多，陈其美也被人刺杀，于是，他的冤屈就只能由后人来洗清了。好在我们对旧的史料有了更准确的解释，同时又有新的史料发现，陈其美的冤屈可以大白了。
六 今人之秕言
梳理陈其美主谋杀宋说的来龙去脉，不难看出这是一种完完全全的谬说，是由袁世凯一方、应夔丞及其党徒，以及支持政府的《国报》等共同罗织、构陷而成的子虚乌有的罪名，而后又经袁世凯之子袁克文于《辛丙秘苑》杜撰情节，从而为一些不明内情者所信。袁世凯一方构陷陈其美的目的，是应对“刺宋案”发生后国民党对政府的攻击；应夔丞及其党徒陷害陈其美的目的，是讨好政府，从而寻找机会脱罪；袁克文杜撰情节的目的，则是要证明其父并非杀宋幕后主使。由于各方动机不纯，各种所谓陈其美主谋杀宋的“证据”，极尽猜测、虚构之能事，完全与事实不符。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陈其美侄子陈立夫、陈果夫兄弟成为CC系首脑。陈其美主谋杀宋本来就是谬说，在CC系势力影响之下，自然更无人敢再主张其说。1949年后，大陆学界对陈其美基本持正面评价，陈其美主谋杀宋说亦长期未见有人主张。然而，近年来，随着民国史研究走热，特别是宋案研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陈其美主谋杀宋说又开始为一些人所讨论。如思公的《晚清尽头是民国》、金满楼的《退潮的革命：宋教仁的1913》均认为袁世凯、赵秉钧、陈其美皆有嫌疑，而陈其美嫌疑似乎更大。[83]张华腾则放弃了过去主张的袁世凯主谋杀宋说，认为“袁克文揭发出宋教仁为陈其美主谋所杀是可信的”。[84]
尤应注意的是，张耀杰著《谁谋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声称陈其美就是“幕后操纵暗杀行动的第一嫌疑人”，应夔丞“在陈其美等人精心设计的暗杀阴谋中，只不过是用来嫁祸于中央政府的替罪羊”。而“应夔丞知道国务总理兼内务部总长赵秉钧害怕宋教仁抢夺他的位置，就通过内务部秘书洪述祖骗取来自赵秉钧的密电密信。当初的目的只是邀功请赏，没有想到这些密电密信刚好充当了嫁祸于人的文字证据”。[85]对照一下前引《辛丙秘苑》的记述，我们就会发现，张耀杰一书的核心观点，其实就是从袁克文杜撰的那个故事中来的，只不过将袁克文用文言文所述翻译成白话文而已。史料方面，至少有百分之九十的史料，该书作者不曾看过，而看过的史料当中，绝大部分又不能正确理解。
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本在内容和史料上均无可取的粗制滥造之作，却有袁伟时、王学泰、杨奎松等几位教授向读者大力推荐。袁伟时之言曰：“宋教仁案和接踵而至的‘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多年来史家都归罪于袁世凯。张耀杰先生以史家的敏锐，全面系统地梳理史料，用史实说话，解疑释惑，以全新的视角得出崭新的结论，不管人们是否同意他的结论，都不能不承认这部书不愧是20世纪中国研究的新收获。”王学泰则谓：“张耀杰《谁谋杀了宋教仁？》认为宋教仁是死于内斗，作惊天之论，但论述缜密，揭示出并不复杂的悬案内幕，从而让我们感受到片面宣传的效用和力量。片面宣传造成的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86]
如果说袁伟时、王学泰做出上述评价是因为他们对民国史缺乏研究的话，杨奎松教授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他对该书的评价理当最有分量。可惜的是，他对这段历史也很隔膜，他说：“张耀杰先生于蛛丝马迹中苦心爬梳，竟将百年宋案一举翻了过来。依据他的考证，谋刺者竟然是革命党自己！”杨奎松教授并试图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进一步证实张耀杰的观点，他说“其实宋教仁墓碑上于右任当年的题词，就已经曲笔透露了这一秘密”。碑文曰：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87]
杨奎松教授解释道：“‘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这十六个字不恰好反映出于右任为老友冤死而又不能直言的锥心之痛吗？当时国民党人已经把矛头指向了袁世凯手下的总理大臣，如果真是袁氏或北方所为，身为国民党人的于右任，又有什么不敢直笔而怕人戮的担忧呢？”[88]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