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9章（1 / 1）
其一，国民党是宋教仁主导建立起来的，实行“政党内阁”政治是宋教仁民主宪政思想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宋教仁被刺前，国民党已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具备了建立政党内阁的先决条件。然而，在袁克文的故事中，宋教仁却被说成一个“大公无党”之人，这与宋教仁的思想及实际表现完全不符。宋教仁为了实现建立政党内阁的理想，可以容纳其他党派的人加入国民党，但他自己不会背叛国民党。宋教仁实际上是为政党政治而献身的。
其二，应夔丞本是江浙、上海一带帮会头目之一，前清时曾在江苏巡警局充当缉捕差使，捕拿革命党人。上海光复时率手下参加攻打制造局之役，后被沪军都督陈其美委任为谍报科科长。沪军都督府取消后，他又召集党徒，于1912年7月建立共进会。1912年8月宋教仁组建国民党时并没有吸纳共进会，应夔丞后来在接受法庭讯问时也表示自己与宋教仁并不熟悉，“在南京政府时见过面，仅颔首而已”，并明确表示：“我非国民党中人。”[78]不仅如此，在宋教仁被刺前半年，应夔丞其实已经通过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牵线搭桥，暗中投靠袁世凯，并到北京见了袁世凯。然而，在袁克文的故事中，应夔丞却被描绘成国民党党员，而且是个可以和宋教仁、陈其美坐在同一张桌上讨论国民党组阁之策的忠实党员，这纯属杜撰。
其三，杀宋之意产生自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洪唆使应夔丞对宋教仁实施了暗杀，从应夔丞家中搜出的相关函电文件可以清楚地证明这一点。但在袁克文的故事中，却成了杀宋之意产生自应夔丞，并在陈其美主使下将宋杀害，可以说完全背离了史实。
仅此三点，即可以理解，为什么叶楚伧说他“一派胡言”，邵力子斥他“颠倒是非”了。其实，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来看这个故事。假如袁克文所述故事真的发生过，那么，面对应夔丞欲拔枪对待宋教仁这样严重的冲突，为什么当时参与饯行宴会的“座客”中，只有沈翔云这个“死无对证”的人向袁克文讲述了当时的情形，而其他“座客”无论当时还是后来，都没有留下片言只字的记述，或曾向他人透露过呢？要知道，能够参加饯行宴会的，可都是国民党的核心人物或支持国民党的各方头面人物。仅此即可见袁克文的故事实在编得过于虚假。
至于应夔丞后来从上海模范监狱逃脱，也与陈其美毫无关系。应夔丞实际上是乘着“二次革命”战乱之机，通过收买监狱管事越狱逃走的，《神州日报》曾披露其中内幕道：
上海模范监狱内所禁人犯，乘前次制造局激战时，全数脱逃，宋案要犯应桂馨及冤杀周阮之姚荣泽等，同时远飏。惟此次应犯等脱逃，外间颇有微辞，然言人人殊，究未能得其真相。现得确实消息，应桂馨利用战时运动监狱中最有势力者，图谋免脱，言为运动二万元，由方姓经手，过付五千元，余款尚未交付。现应犯欲图赖一万五千元未付之款，又因先付之五千元分派不匀，内讧微露，其秘为程都督、应省长所闻，拟即派探密查澈究，一面通令各属严缉应、姚各逃犯，务获究办云。[79]
陈其美的高级副官，曾参与破获宋案及看管应、武二人的周南陔，对陈其美撤离上海前主张如何处置应夔丞，了解最为清楚，他是这样口述的：
“二次革命”在上海方面的主动策划人，就是陈英士、钮惕生诸先生……陈英士先生等率领革命军自南市撤退闸北的一天，周南陔先生是值日高级副官，当时曾向陈请示，说刺宋要犯应桂馨押在城里地方监中，这人还是将他带到闸北军中，还是就在此时把他枪毙了？那时陈先生正在爱文义路一百号黄克强先生公馆里，因为军书旁午，昼夜不眠，精神十分疲惫，正患着目疾，双眼红肿，不能睁视。周先生请示后，他思索良久，然后回答道：“不必！此案既归司法办理，应由司法处理。我辈向来责备袁世凯违法，现在不能自蹈其咎。”说着，因为不能睁眼，用手作势，指着另一手心道：“放心！放心！总在我们这里。”（这里，即指手掌）周先生不敢违抗，只得作罢。后来应桂馨便在兵荒马乱时，纠合地方监众囚犯，越狱逃走，不知下落。国民党重要份子因军事失败，袁世凯缇骑四出，纷纷出国远避，事实上再也不能顾到应桂馨的问题。当时，陈英士先生未在革命军撤退时，将应桂馨明正典刑，立予枪决，似乎是一小小失着。[80]
由此可知，陈其美根本没有将应夔丞从监狱私放，应夔丞乘乱从狱中逃走才是实情。袁克文说陈其美“拯应出狱”，不过是他在陈其美主使应夔丞杀宋这样一个虚构前提下编造出来的。其实，应桂馨可谓越狱老手，早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就有过从租界拘押屋挖洞逃逸的经历。[81]而且，据报纸报道，自1913年6月中旬以来，“应党在外种种运动，应犯一一知悉。最奇者，不时有人往应家代应取物，竟有口号为符。其人是否受应犯所托，固未可知，惟来者必付其目的物，且其口号时易。此等手段，可谓通天矣”。[82]种种迹象表明，应夔丞及其党徒早就有所动作，而“二次革命”发生后上海的混乱局面正好给了他逃脱的机会，应夔丞后来也承认自己是越狱逃走，这在本书第七章第三节已经述过。 ↑返回顶部↑
其二，应夔丞本是江浙、上海一带帮会头目之一，前清时曾在江苏巡警局充当缉捕差使，捕拿革命党人。上海光复时率手下参加攻打制造局之役，后被沪军都督陈其美委任为谍报科科长。沪军都督府取消后，他又召集党徒，于1912年7月建立共进会。1912年8月宋教仁组建国民党时并没有吸纳共进会，应夔丞后来在接受法庭讯问时也表示自己与宋教仁并不熟悉，“在南京政府时见过面，仅颔首而已”，并明确表示：“我非国民党中人。”[78]不仅如此，在宋教仁被刺前半年，应夔丞其实已经通过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牵线搭桥，暗中投靠袁世凯，并到北京见了袁世凯。然而，在袁克文的故事中，应夔丞却被描绘成国民党党员，而且是个可以和宋教仁、陈其美坐在同一张桌上讨论国民党组阁之策的忠实党员，这纯属杜撰。
其三，杀宋之意产生自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洪唆使应夔丞对宋教仁实施了暗杀，从应夔丞家中搜出的相关函电文件可以清楚地证明这一点。但在袁克文的故事中，却成了杀宋之意产生自应夔丞，并在陈其美主使下将宋杀害，可以说完全背离了史实。
仅此三点，即可以理解，为什么叶楚伧说他“一派胡言”，邵力子斥他“颠倒是非”了。其实，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来看这个故事。假如袁克文所述故事真的发生过，那么，面对应夔丞欲拔枪对待宋教仁这样严重的冲突，为什么当时参与饯行宴会的“座客”中，只有沈翔云这个“死无对证”的人向袁克文讲述了当时的情形，而其他“座客”无论当时还是后来，都没有留下片言只字的记述，或曾向他人透露过呢？要知道，能够参加饯行宴会的，可都是国民党的核心人物或支持国民党的各方头面人物。仅此即可见袁克文的故事实在编得过于虚假。
至于应夔丞后来从上海模范监狱逃脱，也与陈其美毫无关系。应夔丞实际上是乘着“二次革命”战乱之机，通过收买监狱管事越狱逃走的，《神州日报》曾披露其中内幕道：
上海模范监狱内所禁人犯，乘前次制造局激战时，全数脱逃，宋案要犯应桂馨及冤杀周阮之姚荣泽等，同时远飏。惟此次应犯等脱逃，外间颇有微辞，然言人人殊，究未能得其真相。现得确实消息，应桂馨利用战时运动监狱中最有势力者，图谋免脱，言为运动二万元，由方姓经手，过付五千元，余款尚未交付。现应犯欲图赖一万五千元未付之款，又因先付之五千元分派不匀，内讧微露，其秘为程都督、应省长所闻，拟即派探密查澈究，一面通令各属严缉应、姚各逃犯，务获究办云。[79]
陈其美的高级副官，曾参与破获宋案及看管应、武二人的周南陔，对陈其美撤离上海前主张如何处置应夔丞，了解最为清楚，他是这样口述的：
“二次革命”在上海方面的主动策划人，就是陈英士、钮惕生诸先生……陈英士先生等率领革命军自南市撤退闸北的一天，周南陔先生是值日高级副官，当时曾向陈请示，说刺宋要犯应桂馨押在城里地方监中，这人还是将他带到闸北军中，还是就在此时把他枪毙了？那时陈先生正在爱文义路一百号黄克强先生公馆里，因为军书旁午，昼夜不眠，精神十分疲惫，正患着目疾，双眼红肿，不能睁视。周先生请示后，他思索良久，然后回答道：“不必！此案既归司法办理，应由司法处理。我辈向来责备袁世凯违法，现在不能自蹈其咎。”说着，因为不能睁眼，用手作势，指着另一手心道：“放心！放心！总在我们这里。”（这里，即指手掌）周先生不敢违抗，只得作罢。后来应桂馨便在兵荒马乱时，纠合地方监众囚犯，越狱逃走，不知下落。国民党重要份子因军事失败，袁世凯缇骑四出，纷纷出国远避，事实上再也不能顾到应桂馨的问题。当时，陈英士先生未在革命军撤退时，将应桂馨明正典刑，立予枪决，似乎是一小小失着。[80]
由此可知，陈其美根本没有将应夔丞从监狱私放，应夔丞乘乱从狱中逃走才是实情。袁克文说陈其美“拯应出狱”，不过是他在陈其美主使应夔丞杀宋这样一个虚构前提下编造出来的。其实，应桂馨可谓越狱老手，早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就有过从租界拘押屋挖洞逃逸的经历。[81]而且，据报纸报道，自1913年6月中旬以来，“应党在外种种运动，应犯一一知悉。最奇者，不时有人往应家代应取物，竟有口号为符。其人是否受应犯所托，固未可知，惟来者必付其目的物，且其口号时易。此等手段，可谓通天矣”。[82]种种迹象表明，应夔丞及其党徒早就有所动作，而“二次革命”发生后上海的混乱局面正好给了他逃脱的机会，应夔丞后来也承认自己是越狱逃走，这在本书第七章第三节已经述过。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