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2 / 7）
那么，这里首先要查证的第一个问题便是：王羲之是在一种怎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出于什么动机才召集这次会议成立天刑盟的？
尽管萧君默对东晋一朝的大体史实并不算太陌生，但要弄清这个问题，势必要在大量史料中做一番爬梳剔抉的功夫，绝非凭借笼统疏阔的记忆便可办到。很快，他便从书架上取下了六七百卷书，堆在一旁的书案上和地上，俨然堆成了一座书山。书监远远偷看了一眼，当即露出惊诧的表情。萧君默冲他笑了笑。书监赶紧满脸堆笑，抬起手打了个招呼，然后立刻把头缩了回去。
萧君默在书案前坐了下来，开始翻检文献。他刚搬下来的六七百卷书，主要是南朝臧荣绪的《晋书》等二十余种晋代专史，另外还有东晋时期大量的诏令、仪注、起居注，以及个人文集、笔记史等，已足够他理出一个全面且清晰的历史脉络了。
随着书卷的翻动，一幅波澜壮阔、金戈铁马的历史画卷，便透过三百多年的岁月烟尘，在萧君默面前徐徐展开……
晋穆帝永和九年，天下又是一个风云激荡的“三国鼎立”之局：东晋据有淮河、长江以南；前秦氐族苻氏占据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前燕鲜卑族慕容氏占据黄河下游地区。秦、燕之间互相攻伐，一直想吞并对手，统一北方，同时又觊觎东晋，频频纵兵南侵；东晋则自建立之后，便不断出师北伐，试图恢复中原，却又屡屡失败。
当时在位的晋穆帝司马聃，是个典型的幼主。他两岁即位，由其母褚太后掌政，即使到了永和九年，他也才年仅十一岁。值此兵戈横行的乱世，晋朝竟然是一对孤儿寡母主政，尽管下面不乏辅政大臣和文武百官，但时局之艰危亦可想而知。
王羲之召开兰亭会的前一年，即永和八年，东晋再度北伐却大败而归。与此同时，东晋朝廷内部又产生了严重分裂——大将桓温与宰相殷浩水火不容，二人的斗争日趋白热化。当时，王羲之是殷浩提拔且重用之人，曾力劝殷浩与桓温和衷共济，但殷浩不从。
由此可见，当时的东晋可谓内忧外患、形势险恶，王羲之面对如此危局，又置身于将相的矛盾之中，内心的焦虑可想而知。史载，王羲之被时人誉为“有裁鉴”，即明辨是非；性格“以骨鲠称”，即正直磊落。在萧君默看来，这样的人，必然是注重实务、反对清谈的。
为了证实上述判断，萧君默又翻看了许多史料，终于在《世说新语》中找到了一则记载。在永和五、六年间，王羲之与谢安同游冶城，当时的谢安正避世隐居，崇尚清谈，一再拒绝朝廷征召，执意不入仕途，于是王羲之便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谢安：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
所谓“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意指当时的东晋战事不断、边患频仍，自该人人效力于国家。于此可见，王羲之一直是心系天下的。而到了永和八年，殷浩北伐惨败，王羲之更是痛心疾首。萧君默找到了他当时写给殷浩的一封信，其中有这么几段话：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括囊至计，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谋弃而莫用，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
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任国钧者，引咎责躬，深自贬降以谢百姓，更与朝贤思布平政，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悬之急。
在此，王羲之的一腔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萧君默记得，曾见过王羲之的一幅字帖《增运帖》，其中也有这样一句话：为居时任，岂可坐视危难？
永和九年，主幼国危，内忧外患，“军破于外，资竭于内”，王羲之若不愿“坐视危难”，他又能怎么做呢？
答案就在兰亭会。
既然时任宰辅的殷浩志大才疏，无力挽回时局，那王羲之便只能另辟蹊径、独树一帜了。也许，谋求在朝廷之外秘密建立一支武装力量，以济时艰，力挽狂澜，便是当时王羲之的势在必行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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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萧君默对东晋一朝的大体史实并不算太陌生，但要弄清这个问题，势必要在大量史料中做一番爬梳剔抉的功夫，绝非凭借笼统疏阔的记忆便可办到。很快，他便从书架上取下了六七百卷书，堆在一旁的书案上和地上，俨然堆成了一座书山。书监远远偷看了一眼，当即露出惊诧的表情。萧君默冲他笑了笑。书监赶紧满脸堆笑，抬起手打了个招呼，然后立刻把头缩了回去。
萧君默在书案前坐了下来，开始翻检文献。他刚搬下来的六七百卷书，主要是南朝臧荣绪的《晋书》等二十余种晋代专史，另外还有东晋时期大量的诏令、仪注、起居注，以及个人文集、笔记史等，已足够他理出一个全面且清晰的历史脉络了。
随着书卷的翻动，一幅波澜壮阔、金戈铁马的历史画卷，便透过三百多年的岁月烟尘，在萧君默面前徐徐展开……
晋穆帝永和九年，天下又是一个风云激荡的“三国鼎立”之局：东晋据有淮河、长江以南；前秦氐族苻氏占据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前燕鲜卑族慕容氏占据黄河下游地区。秦、燕之间互相攻伐，一直想吞并对手，统一北方，同时又觊觎东晋，频频纵兵南侵；东晋则自建立之后，便不断出师北伐，试图恢复中原，却又屡屡失败。
当时在位的晋穆帝司马聃，是个典型的幼主。他两岁即位，由其母褚太后掌政，即使到了永和九年，他也才年仅十一岁。值此兵戈横行的乱世，晋朝竟然是一对孤儿寡母主政，尽管下面不乏辅政大臣和文武百官，但时局之艰危亦可想而知。
王羲之召开兰亭会的前一年，即永和八年，东晋再度北伐却大败而归。与此同时，东晋朝廷内部又产生了严重分裂——大将桓温与宰相殷浩水火不容，二人的斗争日趋白热化。当时，王羲之是殷浩提拔且重用之人，曾力劝殷浩与桓温和衷共济，但殷浩不从。
由此可见，当时的东晋可谓内忧外患、形势险恶，王羲之面对如此危局，又置身于将相的矛盾之中，内心的焦虑可想而知。史载，王羲之被时人誉为“有裁鉴”，即明辨是非；性格“以骨鲠称”，即正直磊落。在萧君默看来，这样的人，必然是注重实务、反对清谈的。
为了证实上述判断，萧君默又翻看了许多史料，终于在《世说新语》中找到了一则记载。在永和五、六年间，王羲之与谢安同游冶城，当时的谢安正避世隐居，崇尚清谈，一再拒绝朝廷征召，执意不入仕途，于是王羲之便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谢安：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
所谓“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意指当时的东晋战事不断、边患频仍，自该人人效力于国家。于此可见，王羲之一直是心系天下的。而到了永和八年，殷浩北伐惨败，王羲之更是痛心疾首。萧君默找到了他当时写给殷浩的一封信，其中有这么几段话：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括囊至计，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谋弃而莫用，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
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任国钧者，引咎责躬，深自贬降以谢百姓，更与朝贤思布平政，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悬之急。
在此，王羲之的一腔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萧君默记得，曾见过王羲之的一幅字帖《增运帖》，其中也有这样一句话：为居时任，岂可坐视危难？
永和九年，主幼国危，内忧外患，“军破于外，资竭于内”，王羲之若不愿“坐视危难”，他又能怎么做呢？
答案就在兰亭会。
既然时任宰辅的殷浩志大才疏，无力挽回时局，那王羲之便只能另辟蹊径、独树一帜了。也许，谋求在朝廷之外秘密建立一支武装力量，以济时艰，力挽狂澜，便是当时王羲之的势在必行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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