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2 / 7）
刚好此时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到北京办事，亦愤而上书，虽没有公然替钟同、章纶求情，却提及明景帝朱祁钰还是郕王的时候，英宗皇帝对待兄弟如手足，尽心尽意，如今景帝也应该朝谒太上皇，优待太上皇诸子。
朱祁钰看了很是生气，将奏疏扔在了一边[3]。宦官舒良趁机道：“这都是钟同惹出的祸。”
一句话，立即勾起了皇帝的新仇旧恨。朱祁钰立即封旨到锦衣卫，命人用最大最重的板子杖打诏狱中的章纶和钟同。钟同当场死于杖下，死时年仅三十二岁。章纶身子强健，勉强活了下来，但也是奄奄一息。
钟同终与他所敬佩的大臣刘球一样，因直谏而遭杀身之祸。他死后次日，其马悲鸣嘶叫而死，传为京师一大奇事[4]。
刑科给事中徐正为人好谄媚，见章纶和钟同因建议复英宗子朱见深储位而遭遇大祸，认定明景帝朱祁钰视侄子朱见深为眼中钉，为了迎合上意，上奏道：“沂王不宜居住京师，应迁置所封之地，以绝人望。”意思是将故太子朱见深徙封到外地，不要让他再在中枢紫禁城中居住。
徐正本意是要讨好明景帝，没想到朱祁钰正在愤怒的时候，一听见朱见深的名字就恼火，不但没有听从徐正的建议，反而将其谪戍穷边。自此，满朝文武大臣再没有人敢提复立太子一事。
朱骥苏醒过来时，正听到杨埙与于康在窗下低声议论钟同、章纶之事。他因身中奇毒而昏迷几日，不知短短几日内朝堂上已发生了诸多大事。忽听到钟同已惨死在锦衣卫大狱，竟一时难以相信。明明昨日还在金桂楼与他把酒言欢，何以一晚过去，竟是天人永隔？
只听到于康道：“昨晚于冕去过钟府，竟被钟氏家人赶了出来。钟母还指着院中的马尸道：‘所谓国家栋梁，庙堂重臣，忠义不如一匹马。’这显然是指责我义父没有出面营救钟同。于冕不敢告诉义父，只说钟母伤心过度，泣不成声，未能交谈。”又怅然问道：“而今天下人都认为钟同、章纶之死是我义父之错吗？”
杨埙摇头道：“于少保曾力抗强敌，保全江山社稷，功不可没。正因为他功勋太大，所以成了众望所归的英雄。人们对他期望太高，盼望他能出面解决世间一切不公不平之事，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于少保最重要的身份，是皇帝的大臣，就算他站了出来，也改变不了局面。”又道：“更何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于少保也是人，凭什么要让他出面，为什么你自己不能挺身而出，只在一旁说三道四？于少保吃的是朝廷俸禄，这是不假，可他只是兵部尚书，他在他的位子上，已经是废寝忘食，竭尽所能，开创了兵家新局面。而今国泰民安，边境晏然，不正是于少保的功劳吗？还要期待他多做什么？”
瓦剌虽然送明英宗朱祁镇归国，并主动与大明修好，但于谦作为兵部尚书，并未掉以轻心，认为只有加强巩固国防，才能长久地制止瓦剌侵略，为此特意上疏提醒明景帝道：“上皇虽还，国耻未雪。”
随后，于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边防建设：一方面，加强宣府、大同、辽东及北京附近的防务，增加军马，修缮城堡关隘，收复独石八城；另一方面，整肃军纪，严惩犯法的郭亨、杨俊等军官，就连保护京师立下首功的武清侯石亨也不例外。
同时，于谦还仔细阅读了《军资总会》，参照书籍，对与军事有关的马政、阵法、战车、军器、军功制度等方方面面进行彻底改革，以新式火器大量配备军中。
更重要的是，于谦着手改革京营军制，创立了团营。原先明廷京卫军队分别隶属于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五军营是洪武时编定的军制，有步队、马队，专教阵法。三千营是永乐时编定，都是骑兵，专管扈从皇帝出入。神机营是永乐时对交阯作战时所建，使用火器，主要是步兵，更附添马队在内。三大营各有总兵官，不相统一，同归五军都督府调动。平时掌府官只管军政文书，不管操练，战时分别调遣，号令不能配合一致，将领和军士彼此也不熟习。英宗正统年间时，京营军士虽然有五十万之多，但由于营政废弛，作战能力很低。而在土木堡之变中，京军伤亡极多，营制更加紊乱。
景泰二年（1451年），于谦从京营中选出十万精锐，编成十营操练，称作团营，分十营操练。次年，团营增加到十五万人。未选入团营的军士仍归三大营，称作“老家”。团营十营中，每营一万五千人，置都督一人，统率本营，叫作“坐营都督”。坐营都督下，有都指挥三人、把总十五人、指挥三十人、领队官一百五十人、管队三百人。十团营设一名总兵官，由武清侯石亨充任，总领团营，受兵部尚书于谦节制。明景帝又派太监曹吉祥、刘永诚为监军。
自从建立团营后，于谦规定，自他本人以下大小将官，都要亲自在安定门外校场操练武器，演习阵法。把总、指挥领队等主要军官必须熟习每个士兵及卫所番号。遇有战事，京军出征，各级将领随队而行，不再另派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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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祁钰看了很是生气，将奏疏扔在了一边[3]。宦官舒良趁机道：“这都是钟同惹出的祸。”
一句话，立即勾起了皇帝的新仇旧恨。朱祁钰立即封旨到锦衣卫，命人用最大最重的板子杖打诏狱中的章纶和钟同。钟同当场死于杖下，死时年仅三十二岁。章纶身子强健，勉强活了下来，但也是奄奄一息。
钟同终与他所敬佩的大臣刘球一样，因直谏而遭杀身之祸。他死后次日，其马悲鸣嘶叫而死，传为京师一大奇事[4]。
刑科给事中徐正为人好谄媚，见章纶和钟同因建议复英宗子朱见深储位而遭遇大祸，认定明景帝朱祁钰视侄子朱见深为眼中钉，为了迎合上意，上奏道：“沂王不宜居住京师，应迁置所封之地，以绝人望。”意思是将故太子朱见深徙封到外地，不要让他再在中枢紫禁城中居住。
徐正本意是要讨好明景帝，没想到朱祁钰正在愤怒的时候，一听见朱见深的名字就恼火，不但没有听从徐正的建议，反而将其谪戍穷边。自此，满朝文武大臣再没有人敢提复立太子一事。
朱骥苏醒过来时，正听到杨埙与于康在窗下低声议论钟同、章纶之事。他因身中奇毒而昏迷几日，不知短短几日内朝堂上已发生了诸多大事。忽听到钟同已惨死在锦衣卫大狱，竟一时难以相信。明明昨日还在金桂楼与他把酒言欢，何以一晚过去，竟是天人永隔？
只听到于康道：“昨晚于冕去过钟府，竟被钟氏家人赶了出来。钟母还指着院中的马尸道：‘所谓国家栋梁，庙堂重臣，忠义不如一匹马。’这显然是指责我义父没有出面营救钟同。于冕不敢告诉义父，只说钟母伤心过度，泣不成声，未能交谈。”又怅然问道：“而今天下人都认为钟同、章纶之死是我义父之错吗？”
杨埙摇头道：“于少保曾力抗强敌，保全江山社稷，功不可没。正因为他功勋太大，所以成了众望所归的英雄。人们对他期望太高，盼望他能出面解决世间一切不公不平之事，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于少保最重要的身份，是皇帝的大臣，就算他站了出来，也改变不了局面。”又道：“更何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于少保也是人，凭什么要让他出面，为什么你自己不能挺身而出，只在一旁说三道四？于少保吃的是朝廷俸禄，这是不假，可他只是兵部尚书，他在他的位子上，已经是废寝忘食，竭尽所能，开创了兵家新局面。而今国泰民安，边境晏然，不正是于少保的功劳吗？还要期待他多做什么？”
瓦剌虽然送明英宗朱祁镇归国，并主动与大明修好，但于谦作为兵部尚书，并未掉以轻心，认为只有加强巩固国防，才能长久地制止瓦剌侵略，为此特意上疏提醒明景帝道：“上皇虽还，国耻未雪。”
随后，于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边防建设：一方面，加强宣府、大同、辽东及北京附近的防务，增加军马，修缮城堡关隘，收复独石八城；另一方面，整肃军纪，严惩犯法的郭亨、杨俊等军官，就连保护京师立下首功的武清侯石亨也不例外。
同时，于谦还仔细阅读了《军资总会》，参照书籍，对与军事有关的马政、阵法、战车、军器、军功制度等方方面面进行彻底改革，以新式火器大量配备军中。
更重要的是，于谦着手改革京营军制，创立了团营。原先明廷京卫军队分别隶属于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五军营是洪武时编定的军制，有步队、马队，专教阵法。三千营是永乐时编定，都是骑兵，专管扈从皇帝出入。神机营是永乐时对交阯作战时所建，使用火器，主要是步兵，更附添马队在内。三大营各有总兵官，不相统一，同归五军都督府调动。平时掌府官只管军政文书，不管操练，战时分别调遣，号令不能配合一致，将领和军士彼此也不熟习。英宗正统年间时，京营军士虽然有五十万之多，但由于营政废弛，作战能力很低。而在土木堡之变中，京军伤亡极多，营制更加紊乱。
景泰二年（1451年），于谦从京营中选出十万精锐，编成十营操练，称作团营，分十营操练。次年，团营增加到十五万人。未选入团营的军士仍归三大营，称作“老家”。团营十营中，每营一万五千人，置都督一人，统率本营，叫作“坐营都督”。坐营都督下，有都指挥三人、把总十五人、指挥三十人、领队官一百五十人、管队三百人。十团营设一名总兵官，由武清侯石亨充任，总领团营，受兵部尚书于谦节制。明景帝又派太监曹吉祥、刘永诚为监军。
自从建立团营后，于谦规定，自他本人以下大小将官，都要亲自在安定门外校场操练武器，演习阵法。把总、指挥领队等主要军官必须熟习每个士兵及卫所番号。遇有战事，京军出征，各级将领随队而行，不再另派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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