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3 / 7）
[1]明成祖朱棣生母是谁的争论，一直到朱棣夺取皇位后才开始敏感起来，因为明朝实行嫡长子皇位继承制，朱棣生母的问题即关系到嫡庶问题，进而关系到皇位合法性的问题。按照《太祖实录》《太宗（即成祖）实录》以及《明史》等正史的说法，朱棣为明太祖皇后马氏所生，也就是所谓的嫡子。当时马皇后所生的长子朱标、次子朱樉、三子朱棡均已经病死，朱棣已经拥有嫡长子的身份，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因此，生母是马皇后无疑可以最大加强朱棣的正统形象，掩饰他从侄子手中夺取皇位的篡权行为，于是朱棣反复宣称自己“乃父皇太祖高皇帝亲子，母后孝慈高皇后亲生，皇太子亲弟，黍居众王之上”。明朝有本《太常寺志》的书，对孝陵（即明太祖朱元璋陵墓）神位的记载如下：“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朱标）、秦愍王（朱樉）、晋恭王（朱棡）。右一位碽妃，生成祖文皇帝（朱棣）。”太常寺是皇家机构，负责管理祭祀礼乐，因此它的记载绝对有权威性。这种说法实际上就表明马皇后根本就没有儿子，她的三个养子朱标、朱樉、朱棡实际上是淑妃李氏的儿子，而朱棣的生母实为碽妃。而在享殿中，太祖朱元璋与马皇后的座位南向，左边淑妃李氏等坐东向西，只有右边的碽妃坐西向东。明人尚左，这说明除马皇后外，碽妃地位高于其他妃嫔，除了因为碽妃是朱棣生母的原因外，实在没有别的解释——朱棣为了皇位考虑，在生母问题上大做文章，称自己是马皇后嫡出，不敢公开承认地位偏低的生母碽妃，只好把硕妃偷偷地供奉在享殿。这原本是个不可张扬的秘密，《太常寺志》后来也没有流传下来，以致明朝文人对这种说法将信将疑，明末清初时，担任南明弘光朝礼部尚书的钱谦益（事迹详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和担任大理寺左丞的李清（著有《三垣笔记》）利用职务之便，在祭祀孝陵的时候悄悄进入孝陵寝殿，发现神位排列果然如此，朱棣并非马皇后嫡出已经一目了然。而朱棣为了掩饰出身而欲盖弥彰的行为也更加证实这点，他曾经两次改修《太祖实录》，删减篡改之处甚多，显然是要将不利于他的证据消除，明人因此有诗写道：“成祖重所生，嫔德莫敢齐。一见异千闻，《实录》安可稽？”朱棣能利用权势删改一切不利于他夺位的史料，但他左右不了国外的史籍。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高丽末期使臣权近一行曾在北平拜谒朱棣，权近著有《奉使录》一书，记录十分详细，其中说：“到燕台驿，进见燕府。先诣典仪所。所官入启，以是日先太后忌日，不受礼。命奉嗣叶鸿伴接到馆。七月十五日也。”先太后显然是指朱棣生母，诗题中明言太后忌日在七月十五日，而马皇后的忌日在八月初十，二者不合，显然不是同一个人。这个时候，明太祖朱元璋和太子朱标均在世，因此朱棣没有必要掩饰，绝对是可信的。
[2]明代军户是世袭制，一旦列入军籍，世代为军。军丁一旦逃亡、病故、老疾或被虏，就要按军籍所造之册，到该军丁原籍追捕本身或其亲属，以补足原数。除非皇帝特许，否则不可除去兵籍。卫军实行屯田制度，边地军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军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个兵丁授田一份，由官府供应耕牛、农具和种子，并按份征粮。而土木堡之变后，京军全军覆没。为保卫京师，明朝廷不得不派人四出募兵以应急，由此，明政府开始大规模推行募兵制，募兵渐成为军队主力。著名的募兵有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戚家军”，俞大猷的“俞家军”等。不过募兵需要养兵，耗费极大，募兵愈众，国库日绌。而到了明末，募兵训练废弛，战斗力转弱，并不断发生大面积逃亡事件，终至无法挽救明朝的灭亡。
[3]郭子兴后人郭老舍宣德年间入朝自表身份为历史真事，明宣宗朱瞻基承认其郭氏后人身份，赐钞遣还，并授予冠带奉祀滁阳王。但郭氏一系的出现触犯了原滁阳王守墓人宥氏的利益（免除赋税徭役）。明孝宗弘治年间，宥氏上书揭发郭氏并非郭子兴后人，并引用太祖皇帝朱元璋关于滁阳王无后的话。明廷遂剥夺郭氏奉祀的资格。
[4]张士诚：原名张九四。元末位于江浙一带的义军领袖与地方割据势力之一。出身贫苦，少有膂力，负气任侠，靠贩卖私盐起家。后因受不了盐警欺压，与其弟张士义、张士德、张士信及李伯升等十八人率盐丁起兵反元，史称“十八条扁担起义”。袭据高邮（今江苏高邮）后，张士诚自称诚王，僭号大周，建元天祐。他占据东南富庶之地，又深得人心，实力雄厚，时有“（陈）友谅最桀，（张）士诚最富”之说。但其人懦弱，野心谋略远远不及朱元璋，后被朱元璋俘虏。押解至南京后，张士诚道：“天日照尔，不照我而已。”朱元璋怒而将其斩首，时年四十七岁。朱元璋生平恨及张士诚，当上皇帝后，诸多举措都是直接针对张士诚，如将十四万户江南富民迁徙凤阳安置（即前面提过的“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故事）；如取民间首富沈万三（其人事迹详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家租簿定额，对江南一带格外加赋，每亩完粮七斗五升，仅苏州便承担了全国12%的税赋；又如将张士诚心腹幕僚高启腰斩（事详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等，均是恨张士诚在江南极得富豪士人之心。又，朱元璋当皇帝后，为了治国，开始重用文人。有武臣心怀嫉妒，告诉皇帝说，文人好挖苦毁谤，不能相信，还举了个例子，说是张士诚原名叫张九四，后来当了王爷，请文人给他重新取个好名字，文人就取了士诚，孟子书上说：士，诚小人也。其实那文人暗骂张士诚是小人，张士诚哪里懂得，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怜。朱元璋听了后，立即去查了《孟子》，果然发现有这句话。以后皇帝疑心变得很重，对文人分外提防，大兴文字狱。
[5]明代盐、茶均是官方垄断商品，行销、征税由户部统一管理。私犯盐、茶是严重罪行。明初安庆公主（马皇后所生）驸马欧阳伦即因私贩茶叶被明太祖朱元璋处死。但由于利润丰厚，民间有不少铤而走险者。
[6]有诸多学者认为，被誉为“黔中第一奇迹”的“红崖天书”即是建文帝朱允炆手迹。红崖天书原名红崖碑，是位于今贵州安顺的一处神秘景观，具体在今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县城东约十五公里晒甲山半山。山上红崖北面的一隅数十平方米的峭壁上，有若干形如钟鼎古籀的符号，似画如字，大者如斗，小者如升，非雕非凿，如篆如隶，布局蹊跷，风格古拙。明代嘉靖年间，贵州人邵元善游览晒甲山后，写下《红崖诗》：“红崖削立一千丈，刻画盘旋非一状。参差时作钟鼎形，腾掷或成走飞象。诸葛曾为此驻兵，至今铜鼓有遗声。即看壁上纷奇诡，图谱浑领尚且盟。”邵元善是当时知名文人，与其兄邵元吉皆文誉一时，红崖天书由此知名于世。此后，学者纷至沓来，专门对红崖天书进行考察研究，掀起一次又一次的破译热潮。清光绪年间，日本领事得丸作藏及旅行家鸟居龙臧不远万里，专程来到晒甲山观摩。二人后将红崖天书摹本带回日本展出，引发强烈震撼，参观者摩肩接踵，络绎不绝，“洪都观经，可云盛也”。法国学者雷相如与费南海尔等也慕名来到晒甲山，由此成为名噪中外的“红崖文化”现象。红崖天书迄今仍是历史未解之谜，1995年3月18日，贵州安顺地区行署悬赏百万破译红崖碑，但并无结果。晒甲山当地自古有许多关于天书的神秘民谣，传闻解开天书，即可获取巨额宝藏。有兴趣的读者，可自去贵州观摩。
[7]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不只是为儿子们取了名字，还制定了后世子孙取名的《二十字定名》规则：“以子孙蕃众，命名虑有重复，乃于东宫诸王世系，各拟二十字为一世。以某字为命名之首，其下一字，则临时定议，以为二名，编入玉牒。至二十世后，复拟续增。”即每个儿子都作为一支，每一支拟定二十字辈分，作为一世，以后则周而复始地循环，意为传之永久。如太子朱标一系为：允、文、遵、祖、训，钦、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又如成祖朱棣一系二十字为：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静、迪、先、猷。名字中的另一个字则临时确定，但也不能随便取，而是要按五行相转。例如，朱棣这个辈分的都属木德，他的儿子朱高炽属火德，孙子朱瞻基属土德，曾孙朱祁镇属金德，玄孙朱见深属水德。可惜的是，朱元璋为子孙们拟定的二十字只用了一半，刚用到“由”字，他所建立的大明王朝就寿终正寝了。
[8]临清：今山东临清，取临近清河之意。历史悠久，自古为战守要地，境内河流纵横，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从其间穿过。明清时，依靠运河漕运成为江北五大商埠之一，繁荣兴盛达五百年之久，有“繁华压两京”“富庶甲齐郡”“南有苏杭，北有临张”之美誉。2006年，被联合国地名专家组认定为中国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县。
[9]杨俊一生的经历颇有传奇色彩，他跟随父亲杨洪在军中长大，只知道边将权重，不知道朝中言官厉害。喜宁事件后，杨俊仗着父亲杨洪深受朝廷器重，因私人恩怨杖杀了都指挥陶忠。身在京师的杨洪知道后大为恐惧，上奏说儿子轻浮急躁，会误了边关大事，要求儿子随自己在京营中操练。杨洪本意是要保儿子一命，谁知道杨俊刚到京师，言官便上书弹劾杨俊杀都指挥陶忠一事，杨俊被下狱论斩。杨洪想方设法营救。朝廷因用人需要，诏令杨俊跟随杨洪，戴罪立功。但没过几天，杨俊冒领喜宁功一事败露。杨洪也颇有能耐，上下活动，杨俊仅被追夺官爵，真正的功臣江福获得别赏。不久后，杨洪病逝，临死前仍然放心不下儿子杨俊，“请调俊等他镇”。景泰四年（1453年），杨俊任游击将军，奉命送瓦剌使者北归。到了永宁的时候，杨俊喝醉了酒，都指挥姚贵因小过被杖八十。杨俊还欲杀姚贵，被众将士劝住。回朝后，姚贵告发了杨俊。宣府参政叶盛也上奏，认为杨俊曾经在独石败于瓦剌，是败军之将，应当论罪。杨俊自己上书辩护，为了表明自己为朝廷的功劳，还将朝廷所赐敕书封还。哪知道因此又给自己加了一条大罪。言官因此弹劾杨俊跋扈，论罪当斩。刚好这时候杨俊的哥哥杨杰死了，杨母请求放杨俊回家奔丧。因为“杨洪父子兄弟皆佩将印，一门三侯伯。其时称名将者，推杨氏”，朝廷因此动了恻隐之心，免除了杨俊死罪。不久后，杨俊以次子身份继承了父亲杨洪的爵位，重新光耀起来。但杨俊很有些屡教不改，因此好日子也没过多久，“家人告俊盗军储，再论死，输赎还爵。久之，又以阴事告俊。免死夺爵，命其子珍袭”。爵位没有了，丢了官，按理来说，杨俊应该掀不起大浪了。但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土木堡之变后，杨俊负责守永宁、怀来一带。当时也先打着英宗的招牌四处招摇撞骗，杨俊严令将士不得开城门迎接英宗，以免为瓦剌所乘，已经为英宗所记恨。后来英宗归国，杨俊预料到一山难容二虎，朝中将有祸事发生，并说英宗归国是祸本。他的预见并没有错，只是这预言为他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英宗复辟后，杨俊这些“大逆不道”的话被跟他一向不和的张軏（英国公张辅弟）揭发，一向命大的杨俊这次终于没逃过一劫，“坐诛”。他儿子杨珍也被剥夺了世袭的爵位，贬到广西。一直到英宗死、宪宗立，杨珍才被召回，授龙虎卫指挥使。
[10]新昌：今江西宜丰。
[11]苏武、李陵事迹参见同系列小说《大汉公主》，杨业（即杨家将中的杨令公）：参见同系列小说《斧声烛影》《包青天》。
[12]合州：今重庆。南宋理宗时，合州州治位于钓鱼城（今四川合川），蒙古大汉蒙哥即死此城下。事见同系列小说《钓鱼城》。
[13]大兴：今北京大兴区。
[14]当时盛传嬴政是相国吕不韦的儿子。无论嬴政有没有相信过这种说法，他还是表现出帝王的狠毒和果断，大权在握后，立即罢了吕不韦的相位，随即迫之自杀。
[15]此段故事参见同系列小说《大唐游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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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代军户是世袭制，一旦列入军籍，世代为军。军丁一旦逃亡、病故、老疾或被虏，就要按军籍所造之册，到该军丁原籍追捕本身或其亲属，以补足原数。除非皇帝特许，否则不可除去兵籍。卫军实行屯田制度，边地军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军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个兵丁授田一份，由官府供应耕牛、农具和种子，并按份征粮。而土木堡之变后，京军全军覆没。为保卫京师，明朝廷不得不派人四出募兵以应急，由此，明政府开始大规模推行募兵制，募兵渐成为军队主力。著名的募兵有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戚家军”，俞大猷的“俞家军”等。不过募兵需要养兵，耗费极大，募兵愈众，国库日绌。而到了明末，募兵训练废弛，战斗力转弱，并不断发生大面积逃亡事件，终至无法挽救明朝的灭亡。
[3]郭子兴后人郭老舍宣德年间入朝自表身份为历史真事，明宣宗朱瞻基承认其郭氏后人身份，赐钞遣还，并授予冠带奉祀滁阳王。但郭氏一系的出现触犯了原滁阳王守墓人宥氏的利益（免除赋税徭役）。明孝宗弘治年间，宥氏上书揭发郭氏并非郭子兴后人，并引用太祖皇帝朱元璋关于滁阳王无后的话。明廷遂剥夺郭氏奉祀的资格。
[4]张士诚：原名张九四。元末位于江浙一带的义军领袖与地方割据势力之一。出身贫苦，少有膂力，负气任侠，靠贩卖私盐起家。后因受不了盐警欺压，与其弟张士义、张士德、张士信及李伯升等十八人率盐丁起兵反元，史称“十八条扁担起义”。袭据高邮（今江苏高邮）后，张士诚自称诚王，僭号大周，建元天祐。他占据东南富庶之地，又深得人心，实力雄厚，时有“（陈）友谅最桀，（张）士诚最富”之说。但其人懦弱，野心谋略远远不及朱元璋，后被朱元璋俘虏。押解至南京后，张士诚道：“天日照尔，不照我而已。”朱元璋怒而将其斩首，时年四十七岁。朱元璋生平恨及张士诚，当上皇帝后，诸多举措都是直接针对张士诚，如将十四万户江南富民迁徙凤阳安置（即前面提过的“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故事）；如取民间首富沈万三（其人事迹详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家租簿定额，对江南一带格外加赋，每亩完粮七斗五升，仅苏州便承担了全国12%的税赋；又如将张士诚心腹幕僚高启腰斩（事详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等，均是恨张士诚在江南极得富豪士人之心。又，朱元璋当皇帝后，为了治国，开始重用文人。有武臣心怀嫉妒，告诉皇帝说，文人好挖苦毁谤，不能相信，还举了个例子，说是张士诚原名叫张九四，后来当了王爷，请文人给他重新取个好名字，文人就取了士诚，孟子书上说：士，诚小人也。其实那文人暗骂张士诚是小人，张士诚哪里懂得，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怜。朱元璋听了后，立即去查了《孟子》，果然发现有这句话。以后皇帝疑心变得很重，对文人分外提防，大兴文字狱。
[5]明代盐、茶均是官方垄断商品，行销、征税由户部统一管理。私犯盐、茶是严重罪行。明初安庆公主（马皇后所生）驸马欧阳伦即因私贩茶叶被明太祖朱元璋处死。但由于利润丰厚，民间有不少铤而走险者。
[6]有诸多学者认为，被誉为“黔中第一奇迹”的“红崖天书”即是建文帝朱允炆手迹。红崖天书原名红崖碑，是位于今贵州安顺的一处神秘景观，具体在今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县城东约十五公里晒甲山半山。山上红崖北面的一隅数十平方米的峭壁上，有若干形如钟鼎古籀的符号，似画如字，大者如斗，小者如升，非雕非凿，如篆如隶，布局蹊跷，风格古拙。明代嘉靖年间，贵州人邵元善游览晒甲山后，写下《红崖诗》：“红崖削立一千丈，刻画盘旋非一状。参差时作钟鼎形，腾掷或成走飞象。诸葛曾为此驻兵，至今铜鼓有遗声。即看壁上纷奇诡，图谱浑领尚且盟。”邵元善是当时知名文人，与其兄邵元吉皆文誉一时，红崖天书由此知名于世。此后，学者纷至沓来，专门对红崖天书进行考察研究，掀起一次又一次的破译热潮。清光绪年间，日本领事得丸作藏及旅行家鸟居龙臧不远万里，专程来到晒甲山观摩。二人后将红崖天书摹本带回日本展出，引发强烈震撼，参观者摩肩接踵，络绎不绝，“洪都观经，可云盛也”。法国学者雷相如与费南海尔等也慕名来到晒甲山，由此成为名噪中外的“红崖文化”现象。红崖天书迄今仍是历史未解之谜，1995年3月18日，贵州安顺地区行署悬赏百万破译红崖碑，但并无结果。晒甲山当地自古有许多关于天书的神秘民谣，传闻解开天书，即可获取巨额宝藏。有兴趣的读者，可自去贵州观摩。
[7]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不只是为儿子们取了名字，还制定了后世子孙取名的《二十字定名》规则：“以子孙蕃众，命名虑有重复，乃于东宫诸王世系，各拟二十字为一世。以某字为命名之首，其下一字，则临时定议，以为二名，编入玉牒。至二十世后，复拟续增。”即每个儿子都作为一支，每一支拟定二十字辈分，作为一世，以后则周而复始地循环，意为传之永久。如太子朱标一系为：允、文、遵、祖、训，钦、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又如成祖朱棣一系二十字为：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静、迪、先、猷。名字中的另一个字则临时确定，但也不能随便取，而是要按五行相转。例如，朱棣这个辈分的都属木德，他的儿子朱高炽属火德，孙子朱瞻基属土德，曾孙朱祁镇属金德，玄孙朱见深属水德。可惜的是，朱元璋为子孙们拟定的二十字只用了一半，刚用到“由”字，他所建立的大明王朝就寿终正寝了。
[8]临清：今山东临清，取临近清河之意。历史悠久，自古为战守要地，境内河流纵横，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从其间穿过。明清时，依靠运河漕运成为江北五大商埠之一，繁荣兴盛达五百年之久，有“繁华压两京”“富庶甲齐郡”“南有苏杭，北有临张”之美誉。2006年，被联合国地名专家组认定为中国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县。
[9]杨俊一生的经历颇有传奇色彩，他跟随父亲杨洪在军中长大，只知道边将权重，不知道朝中言官厉害。喜宁事件后，杨俊仗着父亲杨洪深受朝廷器重，因私人恩怨杖杀了都指挥陶忠。身在京师的杨洪知道后大为恐惧，上奏说儿子轻浮急躁，会误了边关大事，要求儿子随自己在京营中操练。杨洪本意是要保儿子一命，谁知道杨俊刚到京师，言官便上书弹劾杨俊杀都指挥陶忠一事，杨俊被下狱论斩。杨洪想方设法营救。朝廷因用人需要，诏令杨俊跟随杨洪，戴罪立功。但没过几天，杨俊冒领喜宁功一事败露。杨洪也颇有能耐，上下活动，杨俊仅被追夺官爵，真正的功臣江福获得别赏。不久后，杨洪病逝，临死前仍然放心不下儿子杨俊，“请调俊等他镇”。景泰四年（1453年），杨俊任游击将军，奉命送瓦剌使者北归。到了永宁的时候，杨俊喝醉了酒，都指挥姚贵因小过被杖八十。杨俊还欲杀姚贵，被众将士劝住。回朝后，姚贵告发了杨俊。宣府参政叶盛也上奏，认为杨俊曾经在独石败于瓦剌，是败军之将，应当论罪。杨俊自己上书辩护，为了表明自己为朝廷的功劳，还将朝廷所赐敕书封还。哪知道因此又给自己加了一条大罪。言官因此弹劾杨俊跋扈，论罪当斩。刚好这时候杨俊的哥哥杨杰死了，杨母请求放杨俊回家奔丧。因为“杨洪父子兄弟皆佩将印，一门三侯伯。其时称名将者，推杨氏”，朝廷因此动了恻隐之心，免除了杨俊死罪。不久后，杨俊以次子身份继承了父亲杨洪的爵位，重新光耀起来。但杨俊很有些屡教不改，因此好日子也没过多久，“家人告俊盗军储，再论死，输赎还爵。久之，又以阴事告俊。免死夺爵，命其子珍袭”。爵位没有了，丢了官，按理来说，杨俊应该掀不起大浪了。但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土木堡之变后，杨俊负责守永宁、怀来一带。当时也先打着英宗的招牌四处招摇撞骗，杨俊严令将士不得开城门迎接英宗，以免为瓦剌所乘，已经为英宗所记恨。后来英宗归国，杨俊预料到一山难容二虎，朝中将有祸事发生，并说英宗归国是祸本。他的预见并没有错，只是这预言为他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英宗复辟后，杨俊这些“大逆不道”的话被跟他一向不和的张軏（英国公张辅弟）揭发，一向命大的杨俊这次终于没逃过一劫，“坐诛”。他儿子杨珍也被剥夺了世袭的爵位，贬到广西。一直到英宗死、宪宗立，杨珍才被召回，授龙虎卫指挥使。
[10]新昌：今江西宜丰。
[11]苏武、李陵事迹参见同系列小说《大汉公主》，杨业（即杨家将中的杨令公）：参见同系列小说《斧声烛影》《包青天》。
[12]合州：今重庆。南宋理宗时，合州州治位于钓鱼城（今四川合川），蒙古大汉蒙哥即死此城下。事见同系列小说《钓鱼城》。
[13]大兴：今北京大兴区。
[14]当时盛传嬴政是相国吕不韦的儿子。无论嬴政有没有相信过这种说法，他还是表现出帝王的狠毒和果断，大权在握后，立即罢了吕不韦的相位，随即迫之自杀。
[15]此段故事参见同系列小说《大唐游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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